日本兒童在北深圳被殺,再次引起國際社會對中國官辦愛國主義的關注;由於愛國主義源自中國民族主義,關於甚麼是「民族」或「民族主義」的爭論,又值得大家回顧一些背景重溫。
雖然「民族主義」已成為日常生活用語,但其實此詞即使在海外,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概念。
大家可先從現代民族主義權威之一史密斯(Anthony Smith)提出的定義說起。他稱:「民族主義乃一意識形態運動,旨在達到和維持一群人的自主、團結一統和身份認同。這群人當中,有人認為有必要組織實際或潛在的『民族』。」
雖然百年前有關概念並沒如史密斯演繹般全面,但基本上也大同小異。然而,它進入中國不過是晚清的事,此所以大家很難用今天的觀點,完全論證中國歷史上像五胡十六國那些割據政權,或者天朝周邊的藩屬國,是否屬於嚴格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更不用說是否「主權國家」。
梁啟超在1903年將之引入中國時,其「民族主義」定義,是以瑞典學者伯倫知理(Johann Kaspar Bluntschli)提出的「民族特質」為基礎;而這類定義,其實涵蓋任何以終極偉業、功德或簡單的以「民族」獨立為宗旨的議程。
所謂「民族國家」本來也是一個割裂的概念,正如恩格斯提出「國民」(nation)不同「民族」(nationality),前者多指由一國居民組成的主權國家,後者通常只是種族而已。故此,在1648年,即三十年戰爭結束時,主要歐洲國家簽下《威斯伐里亞和約》(Treaty of Westphalia),被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學者們視為「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s)崛起之始,把上述兩概念合而為一,而這認知也陸續被華人學者接受。
現代民族主義在晚清來華,有點奇怪地併入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先是被作為驅除滿族的大漢族主義論述,後是滿清遭推翻後,改頭換面作為「五族共和」的「中華民族主義」的理論基礎,自此才在現代中國歷史扮演積極角色。
儘管中國共產黨理論上只講國際主義與階級觀念,不講民族主義,但實質上卻恰好相反。美國政治學教授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認為,以民族主義話語來拉攏支持,也是中共贏得國共內戰的關鍵之一。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76年前,鮮有公然擁護民族主義話語,但正如社會學者饒濟凡(Gilbert Rozman)所言,毛式外交政策也是為恢復中國國際上的合法地位,與建設無階級社會的目標平起平坐,兩者並無衝突。
說這麼多,只希望說明一點,便是民族主義在中國經歷不同階段,也曾被賦予不同演繹,到今天才以官方版本愛國主義的面貌發揚光大,但對什麼是「nation」、「state」、「country」及「nationality」等概念,起碼於日常用語中一直未有清晰的分野。
背後原因一來是民族主義屬舶來品,不少概念從前根本不在中國存在,二來自然是政治原因,細節毋須多談,心照不宣。結果,今天在中國談起「愛國」,往往只有一種表述,與其他國家地方展示的「愛」,就不完全一樣。
(待續)
*改編自沈旭暉《信報財經新聞》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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