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變革的轉捩點,大概是2008年。當時全球爆發金融危機,隨後國際油價持續低迷,唯獨中國發展一枝獨秀,俄羅斯也突破了能源外交局限有所斬獲,誘使了更多國家向威權主義轉向,以圖穩定國內動蕩。
此後也不是沒有出現西式民主化實驗,中東、北非諸國出現的「阿拉伯之春」,根據另一政治學者Larry Diamond的框架,甚至可以說是相對於「第三波民主化」的「第四波民主化」。第三波民主化是美國學者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對世界民主化進程的論述,他認為近代全球共爆發過三次民主化浪潮: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標誌「第一波」民主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隨後的去殖民化運動,標誌「第二波」民主化;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以後,在南歐、拉美和非洲南部爆發出新一輪民主化浪潮,被稱作「第三波」。
但所謂第四波民主化的效果,卻是大多悲劇收場:獨裁政權倒台後,這些國家壓抑已久、錯綜複雜的社會宗教矛盾一發不可收拾,缺乏執政能力的新政府無力應對,國家隨即陷入分裂、內戰、饑荒。假如被逼在「伊斯蘭國」和薩達姆式獨裁當中選擇,當地人民會如何選,呼之欲出。即使是特朗普,也公開對埃及新強人塞西將軍推崇備至,而不再理會民主化的理念,餘事可知。
在這情況下,即使在老牌民主國家,「民主」的光芒也逐漸黯淡。特朗普明言不再推動價值觀外交,固然是美國外交立場的一大扭轉,而即使是他本人的施政,也很有威權風格,頒布涉嫌違憲的行政命令、於Twitter 公然抨擊法官判決、把主流媒體列為「人民公敵」,如此種種,皆是常規民主國家政客避之不及的地雷。但特朗普並不為此困擾,支持者更是堅定站在身後。歐洲諸國各極右政黨也正以「代表民意」自居,儘管主張屢屢涉及種族歧視、無視少數人權利,作風一如普京,但目前卻如日方中。這樣一來,就是本身不走威權路線的領袖,也宣佈外交不再推廣民主化了。
說到底,這些都是全球化的濫觴。哈佛大學教授Dani Rodrik 的著作《全球化悖論:民主於世界經濟的未來》指出,過去十數年中以歐美國家為主導,旨在打破各國界限、實現國際經貿、人口、社會高度融合的「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 ,實質上是無法與國家民主政治並存的:前者要求的政策,無可避免地更有利於跨國資本與精英,但對那些久居本土、無力塑造全球化格局的人而言,他們的政治授權、利益訴求與社會身份認同,都在不斷被政府忽略。
在他們眼中,所謂全球化的政治現實不是「真.民主」,而是「別人的民主」。當近年反全球化浪潮席捲歐美,各發達國家社會政治生態也顯著兩極化,全球化中既得利益者與「被遺忘者」對立尖銳,民主為不同社群凝聚共識的能力,就不再存在。
歸根到底,民主作為一種政治理念和政治組織形式,並不能保證滿足所有人的所有訴求,亦不能保障自身的永續,本來就是一個各方妥協下各取所需的藝術。一旦這藝術的前提不再存在,怎麼辦?不知道。這正是福山在近年一系列新著中,對民主建設反思時特別指出的,當中不無自我批評之意。在全球民主退卻的年代,「捍衛民主」的答案,或許根本在民主之外。而這一點本身,同樣諷刺。
*改編自沈旭暉《信報財經新聞》文章
KTH
2025-03-11 08:02:26 +0000 UTCKTH
2025-03-11 07:49:29 +0000 UTCGood Year
2025-03-11 02:08:24 +0000 UTCJoe
2025-03-10 09:49:39 +0000 UTCKTH
2025-03-10 08:54:45 +0000 U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