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41-43年之交,終於出現甘迺迪(Paul Kennedy)演繹的英美霸權交替轉捩點。由於德國和日本的軍事行動,先後令蘇聯、美國加入二次大戰,令這兩個國家比起已遭佔領的法國、和負隅頑抗的英國,影響力不斷增強,雖然它們以德國、日本、意大利為對手,但其實卻在同步蠶食英國和傳統歐洲列強建立的勢力範圍,這一點連希特拉也準確預料到。
美蘇參戰後,也大幅擴大了盟軍與軸心國在軍備生產和復原速度上的差距,令盟軍獲得支撐長期作戰所需的資源和生產力:以甘迺迪的話說,美國的參戰,正是將其經濟總量為軸心國三國足足三倍有多的潛能,化為國際關係的現實。但這樣一來,英國軍事上既然需要美國幫忙,經濟上就再也沒有選擇,只能接受國際體系的(相對)和平過渡。
英國在戰後,自然不是坐以待斃,也不是完全主動的放棄帝國,邱吉爾一類老一代領導人,依然處處以「大英帝國領袖」自居世界之巔。但時不我與,美國一個馬歇爾計劃,就打破了歐洲以往的經濟體系;蘇聯的輸出革命,也令英聯邦內各國失去向心力,不少在蘇聯支持下成為左傾政權。最終英國在蘇彞士戰爭後接受現實,完全接受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相信不少英國建立的秩序和價值觀能順利過渡,讓英國利益能最大程度被保障,而不是像西班牙帝國那樣,在霸權終結後徹底打回原型,已經是最佳結局。
美國的超級大國之路,走到盡頭了嗎?
由於一個大國的存續如此在乎經濟與軍事力量的平衡,故此甘迺迪斷言,沒有一個大國強權可以永續。不同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以及技術和組織發展上的突破,終會令某些國家取代現有的強權而興起,認為一個自己建立的新世界秩序,能更有效保障自身利益,結果就導致「霸權過渡期」的不穩定性,有時和平解決(例如美國取代英國),有時以戰爭解決(例如德國挑戰英國),但這樣的挑戰與應戰,幾乎不可避免。
Paul Kennedy 早於冷戰未結束時,就擔心世紀之交的美國,會因為過度擴張其軍備,特別是要長期維持在海外的駐軍、和軍事介入其他國家事務,終不可避免步向軍事過度擴張、經濟無法支撐而衰敗的結局。
當然,甘迺迪出版《霸權興衰史》時,並未能想像冷戰會迅速結束;其他國際關係學者如奈伊(Joseph Nye)提倡的「軟實力」、羅塞爾(Suzanne Nossel)提出的「巧實力」(smart power),均認為美國現今依然能保持超級大國的實力和地位。但綜觀現在的經濟數字,特別是中國的人口紅利有利互聯網虛擬經濟的發展,「霸權過渡」的客觀條件卻已出現,問題只是形式會接近德國挑戰英國、還是美國取代英國的先例而已。
中國在過去十年一反昔日傾向閉關自守的孤立主義常態,積極參與國際秩序,策略就是以自身龐大的經濟實力,逐步掏空原秩序的內容,而又能繼承同樣的表面話語(例如今天中國政府也強調推廣有中國特色的法治、自由、民主),這其實就是美國取代英國的套路。至於特朗普不斷退出國際組織,其實也不是純粹的孤立主義,而是希望在美國還有實力時,打破自己昔日建立、但已被「騎劫」的世界秩序,重構一個「美國霸權2.0」。
而這一場博奕,不過剛剛開始。
*改編自沈旭暉《信報財經新聞》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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