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崛起與大清盛世的比較,是近年西方學家非常流行的研究題目,但其實中國崛起前已出現的經典西方漢學著作,沒有刻意的直接比較需要,反而更容易有啟示。例如我讀書時的其中一位老師、耶魯大學漢學權威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名作《婦人王氏之死》,通過講述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來講述社會深層次結構,反而突顯了宏觀圖像被忽略的另一面。
史景遷是英國歷史學者、漢學家,耶魯大學歷史系博士畢業,然後長期任教於耶魯大學,直到2021年病逝前,都是校內著名明星級學者之一。不喜理論框架,而擅長以小見大,通過故事筆觸,重構社會史被忽略的另一面,代表作《追尋現代中國》成為不少大學的通用教科書。
《婦人王氏之死》以康熙年間一個貧窮北方小鎮「郯城」為背景,在龐雜史料中歸納整合,用文學性筆觸,探討當時天災人禍、土地賦稅、法律判決、文化風俗、官民關係、女性地位等議題,從而描繪出一幅清初常民浮世繪。
史景遷參考的史料,除了馮可參主編的《郯城縣志》、郯城知縣黃六鴻晚年回憶錄《福惠全書》等半官方史料,居然還有蒲松齡的《聊齋誌異》,因為這本神怪小說對當時各行各業生活狀態、民間風俗習慣記載得相當深刻。單是這種匠心,就不是一般學究所能掌握。
在史景遷筆下,明末清初自然不是盛世,但也談不上亂世,而是社會秩序重構中的變世。1668年的一場大地震,郯城就有九千人喪生,然後五十年間,當地人口從20萬驟減至6萬,水災、旱災、蝗蟲相繼而至,人民陷入飢荒,經常發生易子賣女、上吊跳河等慘事,青壯則被迫入山為寇,兇殺、強盜、擄人成為日常生活一部分。生命毫無保障的小民,鎮日活在恐懼中,為求生存,家人間也會互相搶奪土地財產、謀殺害命。普遍的不幸與頻繁的死亡,令百姓對未來感絕望,只能仰賴精神寄託,沉浸於鬼神之事(可參見曾談及的《搜魂》故事),或僅能以孔子曾求教於郯子的歷史往事,尋找自我存在感,聊表慰藉。
除了百姓生活不易,地方官員治理起來,也絕非易事。1670年,郯城新任知縣黃六鴻剛上任,面對如何替民眾重建家園的難題,他在《福惠全書》記載當時所見:「極目荒涼之狀,已不堪言。復有四年之奇荒,七年之地震,田禾顆粒無收,人民餓死大半……」他希望試圖說服朝廷減輕賦稅,讓百姓休養生息,但中央政府必須顧全大局,而且要有種種政策指標(也就是「交數」),批下來的決策,對賑災的誠意只是聊勝於無。
與此同時,知縣這名「父母官」還要處理地方惡霸、山林盜賊等對公權力的挑戰,這些土霸王人多勢眾,地方正規軍往往不敵,官員只能自保,唯一板斧是勉強招撫他們為「盜戶」,去粉飾太平(同樣也是「交數」)。民眾與「盜戶」發生法律糾紛時,官員都不敢得罪後者,唯恐其作亂叛變,一切雖然無奈,但也是惡性循環。結果黃六鴻擔任知縣期間,甚至發生土豪率眾直闖官府、強行帶走人犯的鬧劇,卻沒有差役敢出面相抗。久而久之,有些民眾在面臨訴訟時,也紛紛自稱「盜戶」,官員在審案前,還得先確認其身份之真偽。
這樣的時代,對今天有何現實意義?
(待續)
*改編自沈旭暉《信報財經新聞》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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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9-12 09:34:08 +0000 UTCK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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