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Imagine》經典之處,正是在於無限的詮釋空間,不同人都能根劇自己的理解、需要的場景,自行詮釋每一句歌詞。例如這是Queen的 Freddie Mercury 在John Lennon 死後,向他致敬的版本,風味就完全不同。
踏入21世紀,其他社會議題紛紛以《Imagine》為主題曲,例如2009年,Lady GaGa在華盛頓一個人權運動翻唱了《Imagine》,藉以支持同性婚姻,關連就是歌詞帶出那「沒有任何隔閡」的大同世界,理應包括性取向。《Imagine》亦成為世界兒童基金會、世界和平日等的主題曲,基金會更以捐款人錄製自己版本的《Imagine》籌款,關連就是「和平」。
2015年1月,為悼念《查理周刊》事件的17名死難者,法國民眾舉行團結大遊行,超過二百萬人和40個國家領袖走到巴黎街頭,與會者高唱的又是《Imagine》,因為遊行希望帶出「團結所有人」的信息,無論是穆斯林、猶太人、基督徒或是佛教徒「都是人類」,而沒有人應被殺,關連自然是「the world will be as one」。
值得注意的是,《Imagine》是少數在西方流行之餘,也能打進東方社會的社會性音樂。
在新加坡大選,我就多次在反對黨陣營的集會聽到這首歌,新加坡最大在野黨工人黨的宣傳短片,正正起用了《Imagine》。在新加坡工人黨的演繹下,《Imagine》走出了宗教、左翼和無政府主義的範圍,被突出的只是「Dreamer」和「You may join us」。例如工人黨吳佩松在9月9日集會上演說,以他自己的對新加坡的遠景和《Imagine》兩句歌詞作結,強調的「Dream」,就是新加坡人能在新人口政策中維持權益,同時能有穩定工作,去置房、供養家庭、和以自己的國家為榮:「You may say I am a dreamer, but I am not the only one. Join us in two days’ time, and Singapore can be as one! 」這樣的演繹,恐怕連儂再生會大搖其頭。但放在新加坡的保守政治環境,卻已是十分突破。
在文本研究的理論當中,素有「作者已死」的說法,即文本脫離作者,難免會被大眾作不同的詮釋,就正如《Imagine》在國際間不斷被演譯出不同意義,無論是被誇大還是騎劫,有呈現出各個社會背景與文本之間有趣而獨特的連結。
相較下,向來「國際化」的香港人卻似乎對本土以外的音樂越來越不感興趣,無論是《Imagine》,還是其他許多經典的國際音樂,都難以得到社會各階層廣泛共鳴。事實上,《Imagine》那種超然於左右派的核心思想,在今天的香港社會或者可以帶來一點獨特的啟示。無論《Imagine》的歌詞可能被視為對社會兩極分化的控訴,還是宣揚「離地」的包容精神,都是充滿思考的。
究竟香港的下一代還會否懂得《Imagine》?就難說了。
*改編自沈旭暉/梁振嶽 Breakazine! 突破書誌
Debby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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