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進階：美麗新香港🇭🇰】為什麼香港組織不得不解散？再解讀《港區國安法》第33條「莫須有條款」

香港公民社會全面瓦解，大大小小的組織紛紛解散，國際社會其實很難理解這種壓力，所以我們其實有責任要和國際朋友解說。而要解說，就必須理解《港區國安法》這種完全顛覆昔日我們對法律理解的「法律條文」，是怎樣設計的。

其中我們多次介紹過的第33條，可謂「重中之重」。除了有一條「篤灰條款」，還有一條「莫須有條款」。

先看條文：

第三十三條　有以下情形的，對有關犯罪行為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從輕、減輕處罰；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

（一）在犯罪過程中，自動放棄犯罪或者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

（二）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

（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查證屬實，或者提供重要線索得以偵破其他案件的。

被採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實供述執法、司法機關未掌握的本人犯有本法規定的其他罪行的，按前款第二項規定處理。

假如單看條文，缺乏imagination，其實是很難知道原來是可以這樣「活用」的。

但現在我們自然知道，第三點「揭發他人犯罪行為」（也就是「篤灰」），可以減刑、甚至免罪，而且「篤灰」內容不止限於當事人被捕的本案，還可以和「得以偵破其他案件」有關。由於拘捕、檢控在「新香港」「法治觀」根本是零成本，執法機關自然可以以「N+1」、「N+2」方式進行濫捕，也就是把鎖定的目標再往外推一層，希望這些「+1」、「+2」「從犯」「依法」「善用」第33條的「篤灰條款」，讓警方「破案」。

這種「辦案過程」，思維根本就是《大清律例》那種有罪假定，先把一堆無辜人士拘捕還押、不得保釋，然後讓他們協助「破案」；不但是破「本案」，還可以是天馬行空的任何一「案」。

根據同一「邏輯」，我們再看第一點：甚麼算是「自動放棄犯罪」或者「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

任何正常人，看字眼也是不會明白的。但現在自然就知道，只要當局放風，無論是通過《文匯》《大公》、還是鄧炳強，指控某組織是「疑似犯罪團伙」，根本不需要經過任何司法過程，這種「政治定性」，就會在社會廣傳。然後這些組織，根據第33條，就成了「可能犯罪的組織」，既然有關方面已經「打了招呼」，要「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或「自動放棄犯罪」，自然就是要解散疑似犯罪的組織了。

有些人會覺得：那乾脆讓政權主動去解散就好了，為什麼要自己解散這樣軟弱？關鍵就是這裏：假如政權直接以法律取締，當事人就不是「有效地防止」、「自動放棄」了；但一天政權沒有直接以法律取締，其實卻沒有人知道是否真的會行這一步，只是面對一個無底線的政權，只能「寧可信其有」。

當然，組織成員也可以選擇不解散，但那就是在一旦「真的」被捕時，不能再應用這條「莫須有條款」減刑。政權放風是沒有成本的，但漠視這種「風」的代價，卻又不是每個人可以承受的。就算組織核心成員有坐牢的準備，更外圍的成員呢？十年前的幹事呢？他們的家人呢？假如政權豁出去，總會找到「N+1」的拘捕範圍。世上除了共產黨，又有哪個組織的負責人，敢以無辜外圍人士的風險為代價，無限期頂下去？

在這角度而言，越是龐大的組織，越是容易瓦解。因為只要政權隨便放風，幾千人的組織一定有一些人主張解散保平安。大機構、大企業、大組織在西方社會勢力龐大、受文明法律保障，但在中國模式，像《蘋果日報》、教協、職工盟等，反而因為潛在人質太多，幾乎肯定被政權一恐嚇，就要瓦解。

這種「法律」，完全是中國古代法家的「法術勢」精神：「用質」。這種政權為了達到目的，不但以有罪假定取代無罪假定，還會以人質、物質來「依法」施加壓力。試問有誰沒有親朋好友、沒有資產？就算自己打算做烈士，又有誰敢主動把身旁不相干的人都非自願變成烈士？

在國際文明社會，會有其他組織去幫助當事人，例如法律組織、社會福利組織、囚犯權益組織等。但在「中國模式」，卻會乾脆直接把這些組織標籤為「犯罪團伙」，予以取締。612、石牆花，在西方會是和平獎得主，在「新香港」卻變成犯人。

這種「法律」，根本不是為了講道理而設的，而是純粹為了嚴刑峻法的「有效管治」、瓦解一切組織、讓政權唯我獨尊而設的。為什麼香港的組織不得不解散？這就像1949年後中國大陸的所有組織，不要說政黨，包括宗親會、同鄉會、宗族、企業、公會、工會、商會、教會、廟會、黑社會，又有誰可以逃過這一劫？到了它們從新被容許出現，早就被奪舍。共產黨既然身兼這些所有組織功能於一身，又怎會讓任何性質的競爭對手出現？

這時候，那些外籍法官居然還在為《港區國安法》辯護，究竟是書讀得不夠多、還是太多太通透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