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本來是相信一國兩制的,但主權移交後,很快就覺得不太對勁。記得他曾經有感而發,說第一任特首找錯了人,自然只會一直錯下去。
而他認為「對」的人,回到過渡期的時空,卻是李鵬飛。
父親認為,那個位置要成功,必須同時代表香港人的意志,又要北京接受,商界放心,讓國際社會信服,公務員團隊自願接受指揮,有實質政治操作的經驗,可以符合所有這些條件的人,絕無僅有。綜觀整個香港政壇,他覺得恰巧在這個位置的,只有李鵬飛一人。
於是我認真看完《李鵬飛回憶錄》,和他為他師傅整理的《鍾士元回憶錄》,不免多想像這個平行時空的可能性。原來李柱銘創立港同盟前,一直說要等待李鵬飛組黨、然後自己加入。在八十年代後期、九十年代初期,「雙李」一度被看成兩大陣營的龍頭,但他們私交甚篤,某年十大金曲頒獎禮,最後鏡頭居然定格在二人手牽手唱《朋友》。
李鵬飛是人大代表,商界出身,受英國栽培,贏過直選,做過多年兩局議員,而最重要的是,他是香港本位的真香港人。假如北京願意以這類人為特首,起碼反映制訂的鳥籠,或能略有香港民意的發揮空間。
但結果我們很快知道,李鵬飛最終連人大的位置,也幾乎被「搣柴」,而北京對他和自由黨的猜忌,甚至超過了對民主黨。然後還出現「成授三事件」。李鵬飛最後幾年的言論,其實已經比梁耀忠這類「泛民」,更民主派。
父親認為,李鵬飛如果有合適的舞台,可以是香港的李光耀。而從李鵬飛晚年被投閒置散開始,父親這類背景的學者,大概已經知道事不可為。
說來我和李鵬飛也有簡單的接觸,而我很感激他。其實我本來不認識他,只是在美國讀書時聽過他演講。但有朋友傳過話給我,說聽說李鵬飛對我印象不錯,收到這訊息後不久,我剛巧要搞一個學術會議,我已忘了甚麼題目(但肯定不是關於香港、而是某個國際關係題目),就冒昧地請他來當講者。他果然應邀而來,並說是為了鼓勵我,然後發言時沒有一字和那會議有關(那大概真的不是他的專長),明顯對那種無聊學術會議的格式感到太離地,卻依然禮貌地坐足全場,意思是「俾足面你啦細路」。
之後我們偶有交往,我結婚他也賞面出席。我尊敬他,特別是知道他在好些內部場合如何為香港人說話,而不是相反的、近年越來越常見的另一種人:對公眾裝開明,內部發言時卻阿諛奉承。
他去年病逝,看不到他深愛的香港被糟蹋成這樣,也許,也是一種福份。一件後悔的事,是我沒有親身到他的追悼會:那時是反送中運動高潮期間,坦白說,我是避免遇到建制派的朋友尷尬。之後卻有建制派朋友問我為甚麼不去。想來,也是自己多慮了。
懷念飛哥。懷念那個香港。更懷念那個父親想像那個不曾出現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