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台灣拜訪了一位資深外交官,她談及20年前美國外交界有一場對中國「engagement Vs containment」的大辯論,當時以engagement派佔絕對上風,因此出現了過去20年美國的對華政策,而她力排眾議,今天卻顯得很有先見之明。雖然這類辯論永不可能有單一結論,但她結合台灣民主化的經驗來研判這問題,依然很值得我們思考。
西方對中國民主化的假設,是這樣的:增加對中國接觸,讓中國富起來,然後中國中產階級也會壯大,由於西方經驗是當人民富起來之後,就會不滿足於政治的高壓狀態,就會要求政治改革,於是中國就會被和平演變。
但她以台灣民主化的經驗,論證上述邏輯其實似是而非。她的親身體驗是台灣最積極推動民主化的人,特別是在白色恐怖時期不惜以身犯險的人,大部份是島內的草根階層。中產、知識份子有個別例子非常committed、非常有道德感召,但那不可能是主流。勇於發聲的不少都在海外,他們在自由土地上,反而越發聲、越透明,越安全。至於島內的中產階級,會有一些偷偷捐款資助,但當自己的財產開始穩定下來,有了幸福家庭,其實就很難承擔風險,而這些羈絆,反而會成為獨裁政權維穩的助力。因此她覺得美國協助不民主的中國富強,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結果不幸言中。
那為什麼西方國家確有不少例子是人民富起來後,就由經濟改革進而要求政治改革?這問題她沒有回答,但我想也不是不能解釋的。一方面,這些國家的中產富起來之後,自己的政治影響力也大增,從擁有企業民兵、到成為政府債主,都加強了他們的議價能力;另一方面,他們的對手並沒有絕對要獨裁下去的意志或執行力,結果就誤導了不少學者,以為「中產壯大 -> 民主化」是普遍定律。
「中國模式」,卻正是突破了上述瓶頸。就像明清其實也不能說沒有中產階級,但他們的財富基礎非常脆弱,「富不過三代」,政權有不成比例的影響力,讓他們傾家蕩產。今日中共控制中產的手段更多,而自身不惜一切要保住權力的執政意志更是非常堅決。須知連北韓、委內瑞拉等政權都可以撐下去,而緬甸、白羅斯、哈薩克等案例都說明只要殺人不手軟,現代科技反而是極權維穩的好伴侶。中國不但沒有被中產價值觀影響,還反過來影響了中產價值觀,也有效通過「共同富裕」中產的財富去進貢國庫,進行各式各樣「維護國家安全」的進一步監控。
香港也是很好的例子:假如爭取民主自由沒有任何代價,中產的價值觀自然是先天接近自由派、民主派。但只要像今天那樣,說「錯」一句話就會丟掉工作,恐怕很快就會像中國大陸那樣,為了保住基本生活,不得不犧牲理念。中共正是看透這公式,不但有恃無恐地對香港奪舍,也有恃無恐地企圖改變台灣、改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