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李活影星Angelina Jolie私人訪問烏克蘭,又與從Mariupol 撤離的難民見面,有人揶揄她到當地「打卡」,其實這位影星一直身體力行關注國際議題,絕非一般TVB藝人可比。
這些年來,一直她的政治生活。2017年起,她甚至以「客座實踐教授」(Visiting Professor in Practice)身份,在英國名校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新設立的「婦女,和平與安全」一年制碩士課程授課,課時靈活安排,保證她每年最少授課一次。雖然象徵性質甚濃,但「客座實踐教授」一職,正是針對那些不參與無聊學術遊戲、而在非學術領域有突出成就的人,Jolie當之無愧,任命也值得象牙塔中人反思。
和華人影星的「我討厭政治」傳統不同,西方演藝人只要到了某個位置,一般都會選擇一些社會議題關注。但在芸芸藝人當中,Jolie還是走得特別前。2000年,她到柬埔寨拍攝《盜墓者蘿拉》期間,與當地不少泰國難民交流,深為他們經歷的苦難震撼,歸國後聯繫了聯合國難民署 (UNHCR),開始了雙方的合作關係。2001年,她被聯合國難民署任命為親善大使,至今完成了50多次外派任務,足跡遍佈南亞、中東等30多個國家,而她的電影也越來越多人文關懷滲入裏面。
用Jolie自己的話說,她關注的是「被遺忘的危機」,觸及的地域和人群,是那些被媒體視為「沒有報道價值」、被國際社會忽視、但正經歷人道災難的存在。她利用自己的明星身份,將國際媒體吸引至上述議題,與各國政府、非政府組織溝通,這都是國際社會資本的最有效使用。
2012年,聯合國難民署為表彰Jolie,將她提升為「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特使」,讓她有了代表聯合國難民署、參與難民政策項目運作的身份,雖然這次訪烏行,純粹是個人行程。同年Jolie與同被 LSE 聘為客座教授的前英國外相夏偉林(William Hague),共同主持了英國政府發起、以「終止戰亂中的性侵害」為題的全球峰會。峰會有123個國家代表、79名部長級官員參與,規格極高,她的「民間外交家」身份,從此奠定。
自此,Jolie的國際社會活動在荷李活群星中引起相當迴響,有評論稱之為「Jolie效應」,後來者越來越多,例如Emma Watson發起的「He for She」女權運動即為典型。美國塔夫斯大學國際關係教授Daniel W. Drezner認為,Jolie的成功,在於懂得如何將自身的知名度和人氣轉化為政策影響力,而這不是所謂「同行評審」和「影響因子」所能評價的。
說到底,一個希望影響政策的學生,需要一個有博士學位、天天追逐「影響因子」的學究授課,還是一位有實踐經驗、社會影響力的人生導師?我深信是後者。一個讀傳媒學碩士的學生,需要一個「離地」博士授課,還是需要一個報社總編輯授課?我也深信是後者。諷刺的是,在越來越僵化的大學官僚制度,Jolie一類專才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一心「跑數」的因子機械人卻越來越吃香。LSE能在這時候做出突破性任命,除了是難民議題、婦權議題的佳音,也是學術界的當頭棒喝,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