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中後期,有大量中國難民湧到香港,情況極其嚴重。當年港英政府的解決方法,除了盡力消化、融合,也曾經包括了不成功的「國際線」。
參考《華僑日報》1959年6月4日一篇題為「難民年解決香港難民問題」的社論,當年全世 界約有二百多萬名難民,英國則為聯合國援助難民提案的發起國,在難民議題具有不少發言權。1958年底,聯合國在英國倡議下,通過在1959年6月1日起推行「世界難民年」,以救濟因政治、戰爭等原因而離開家園的難民,協助他們重新生活。
各國對計劃似乎反應不俗,社論指當時已有20多個國家成立委員會處理有關工作,並陸續有其他國家加入。英國委員會首先籌集到第一筆價值十萬鎊的捐款,「贊助人是英女皇,副參贊人是英首相麥美倫、工黨領袖蓋斯基爾及自由黨領袖格里蒙」,從名單的陣容,可見英國看待活動的規格。然而,正如社論指出,「國際事務不論政治、文化或慈善工作,都犯了同樣的錯誤,就是重視歐洲而輕視亞洲」。
當時聯合國「世界難民年」優先處理的,只是為數約五萬名的歐洲難民,但這份《華僑日報》社論認為「亞非難民問題之嚴重性,是十倍於歐洲的」。若以緩急輕重來分野,當時香港難民是最大群、最窮困、最急需援助的群體之一,香港輿論都期望聯合國依照實際民情正視香港問題,可惜事與願違。
歐洲白人難民比亞洲人得到更好的救援待遇,自有其前因。《工商日報》1957年12月5日一篇題為「白俄和歐洲籍難民,在港過着寓公生活」的文章,可略窺兩種難民生活如何差天共地。文章首先指出,聯合國於1957通過救濟中國難民決議案,但更早之前,其實香港已設立了國際救援機構及聯合國難民救濟處,專門救濟逃港的非中國籍難民:
「外籍難民一經踏入香港境界,他們的食、住、醫藥等問題,馬上就可獲得解決」,而且「救濟會支付難民的食宿費用,平均每天每人十五元,其中半數是房租,半數是伙食 ...... 每人每天還可得到一元至兩元的零用錢。遇到生病時,救濟會也替他們解決醫藥問題...... 他們在得到其他國家的簽證後,他們的交通旅費,還是由 救濟會負責支付,等待難民本人將來有了生產能力時才折半償還」。
這些外籍難民住的是大酒店,吃的是許多本土中上人家也沒有的豐富膳食,羡煞幾許旁人,與中國難民來港後的惶惶不可終日,自是天壤之別。「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這種有目共睹的歧視,自然遭人垢病,難怪殖民管治下的右傾《華僑日報》社論,也勇於對聯合國批評。背後含義,似乎還有爭取一般華人在殖民地得到更好待遇的曲筆。
那香港政府在「世界難民年」有什麼舉措?《華僑日報》社論說:「香港政府已透過英國殖民地部大臣,提出一項計劃清單,作為救濟香港難民之根本辦法。這計劃清單已致送聯合國秘書長之國際難民年特別代表M.C.戴基茂拉利亞,並將轉送與各國國際難民年之呼籲委員會」。上述「清單」內容,包括興建活動中心、小學、工業學校、各種訓練計劃、慢性肺病療養院、擴展兒童病院設備、康復院及圖書館等。毫無疑問,這一系列基本設施均需大量金錢支援,但來自國際社會的資源微乎其微。
結果「難民年」雖然由英國牽頭,但國際社會並不認為逃港難民是一回事,或根本不覺得他們屬於「難民」類別;港英政府亦因瓜田李下,不知如何令國際社會加強關注,而又能避免挑釁中共政權。結果香港的中國難民雖然人數破紀錄,但一如所料,從不是國際焦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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