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復刻】14年前的預言：香港會威尼斯化嗎？

曾幾何時，山西平遙是中國金融中心，佔有全國一半票號，但始終發展不了其他產業，到了20世紀，就被上海取代，剩下一堆沒有多少人看的遺蹟，直到出現電視劇《匯通天下》。

威尼斯曾是全球金融中心，但自從它的地緣政治角色終結，就徹底退出歷史舞台，變成遊客的寵兒。

繼而興起的阿姆斯特丹也是金融中心，至今它的交易所還熱熱鬧鬧的吵吵賣賣，徒具形式，但也不再具有全球、乃至區域影響力。

可以說，它們和全盛時的視野相比，今天已一面倒本土化，失去了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神采，儘管這不一定是原意。

香港，又如何？儘管我們不能從施政報告得到香港與世界融合的遠景，但按現在的宏觀政治發展推論，香港「威尼斯化」的未來，似乎並不遙遠﹕

威尼斯化的未來香港？

• 正如不少學者擔心，香港的經濟發展向內地一邊倒時，自身的相對優勢也愈來愈少﹔當內地其他城市完全掌握香港的軟件資源，香港就不可能重新連接國際網絡。這現象現在已頗明顯，起碼香港經濟單邊化是鄰近經濟體的共同觀感。我就「亞洲國際都會」的國際認受做了不少研究，基本上，從未聽過外國人知道它究竟是什麼，他們只知道香港不再是什麼，正如威尼斯今天連「地中海國際都會」也不是。
• 當政府只重視短期民意，變成消極回應的政府，自然會將拓展不具備即時效益的國際關係、涉外議題，放至最後次序。更謹慎的政府甚至會為免麻煩，而主動將《基本法》賦予的不涉及主權、外交的涉外關係權讓予中央，令其他國家不再重視香港。我曾與澳洲駐港前領事傾談，她認為駐港期間是一生最無聊的時刻，後來終於難奈寂寞，要求調去斐濟群島，在那裏果然有所發揮。
• 難發揮的不只是駐港外國人﹔任何政黨或政治人物發展個人涉外聯繫，在目前政治生態下，亦同樣難以應用於社會。例如李柱銘的美國網絡，應是全港的重要無形資產，假如在私人公司，這足以被量化為天文數字的資本，但特區政府（和他的政黨）基於政治正確的認知，往往不懂如何為己所用。又如梁振英提出的「內部外交」，多少保存了香港作為非國家個體的身價，但因為他的愛國背景，始終無人認真跟進上述提議。這類自我監察，未來可能更自律，比威尼斯共和國覆亡後的「天然自律」更可惜。
• 在目前教育制度下，下一代英語必然愈來愈退步，普通話程度固然進步了，但中文根底依然難以趕上內地和台灣人。當中國經濟成為霸權，連帶內地普通話也成為語言霸權，屆時，港人無論在內地還是海外，相對競爭力都會愈來愈弱，語言會成為內地或外國人和香港交流的無形障礙。須知威尼斯終成威尼斯，語言也是原因之一。
• 不用多久，基於全球化的便捷人口流動，到了下一代的傳統香港精英，在感情以外，不容易找到留在香港工作的理由。就是在現在，不用說在海外，長駐北京上海的香港朋友也愈來愈多，他們不但包括金融從業員和專業人士，也包括充滿批判的文化人、創作人和社運人。屆時，香港距「威尼斯化」就不遠了。假如這就是香港，當特首和一個美國小鎮長，有什麼分別﹖

說到這裏，好像還是很抽象。其實，我們不妨參考一個名叫「全球在地論壇」（Glocal Forum）的國際民間組織的7點綱領。這組織目標是推廣城市間的國際交流合作，總部設在意大利羅馬，不少活動像城市外交計劃、國際青年全球在地化議會等都十分有趣，我們可以將其下列綱領，看成是本土社會維持國際視野和國際競爭力的方案﹕

1. 強調城市（而不是主權國家）在國際關係的核心角色。這是因為城市相對容易聯繫個體和海外，而毋須過渡涉及主權的政治考量。

2. 增加不同本土社區的政治能量，從而讓它們與其他本土社區及全球資源接軌。這是「由下而外」（而不是由下而上）的實驗，相信本土動力整合後，組織和精英不必一定向上爬，也可以向外拓展。

3. 為本土社區提供全球資源，來得到社會和民主的改善。當然，在國家層面，這得有防止政治滲透的機制監控，但原則上，這是讓本土和全球視野結構掛鈎的設計。

4. 通過跨國企業和機構，鼓勵本土社區年輕人參與國際和平和發展計劃。這是通過正面、務實的國際接觸，來讓下一代超越本土視野﹔但由於他們代表本土，又會同時顧及國際視野在本土的應用。

5. 向國際網絡派出更多本土青年代表，從而草擬同時適用於本土和國際議題的可持續發展政策。價值同上。

6. 提供更多發展機會予年輕人，讓們參加本土和世界的社區和機構。也就是主動向聯合國、國際NGO或國際金融機構等爭取本土名額，無論是當全職僱員還是青年義工。

7. 通過製造公營和私營機構的伙伴計劃，發展可推廣企業社會責任的「戰略性活動」。這其實是為本土青年連接國際視野提供經濟誘因。

這並非我草擬的，而是國際社會現存的智慧，但假如這能成為香港的國際關係宣言草稿，為政府、商界和民間共同接受，我們會十分欣慰。當然，這些綱領看來還是有點虛，而且知易行難，但以整個城市之力確立全球在地化的遠景，起碼是防止威尼斯化所必需的。

需要超越本土政治的國際研究

教人不安的是，現在似乎沒有誰有既得利益，去扭轉上述情况，因為無論是香港政府還是政黨、商界還是社會，都需要面對更「微觀」的挑戰。能稍作傳訊的，目前也許只有在民間。我們需要超越本土政治的國際研究，才能同時向不同社會持份人不斷推動，以期它們分別出現參與國際事務的對口單位，否則，又是當局者迷了。

假如有一天，香港連國際關係研究也容納不了，談論國際視野必須予以本土化處理，這和唐人街，有什麼分別﹖當大家都在討論究竟應轉移基地，還是當快樂的威尼斯人，當局者又如何取捨﹖

延伸閱讀

• Glocal Forum 網頁（www.glocalforum.org）
• Neil Brenner, "Global Cities, Glocal States: State Re-scaling and the Remaking of Urban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hD Thesis,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