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大公報》和外公同代的人物,還有很多都值得談,很多都充滿人生悲劇,但細節反正我不是親歷其境,也無從考據,還是留待日後談及其他題目時再出場。不過有一個人卻是必須先交代的,因為他的原型,肯定會在「新香港」不斷出現,那是一個幾乎人人喊打的全職篤灰人,外號「左王」。
說來近年香港政壇也有一位外號「左王」的邵善波先生,梁振英當特首期間的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當一個極左圈子當中,都可以憑「左」稱「王」,「功力」自然無庸置疑。不過熟悉左派圈子往事的人,都會知道「左王」並非單純一個形容詞,在某段時期,更是一個專有名詞,專門指某一個局內人。然後圈內又以「左王」之名transfer與邵善波,原因是甚麼,就不問可知。
《大公報》「左王」名叫廖藹文,真正身份大概是中共組織部派到香港監視左派員工的一個黨委書記。根據《新晚報》總編輯羅孚的兒子的回憶錄,這位「左王」在香港三十多年,一直負責這類寫小報告、篤灰的「工作」,直到八十年代被港澳辦廖承志調回廣州,卻又成為廣東省公安廳處長,正式身份當堂公告天下。
本來黨委書記這類人,只應該負責黨內紀律,而《大公報》絕非所有人都有資格入地下黨,幾十年前,真正的黨員不會太多。例如社長費彝民,也許一生都只是高級統戰對象,未知是否具備黨員身份(不過前文談到他的女兒,倒是比較清晰的)。然而「左王」「工作」「勤奮」,很快就把自己的職能,擴充到監視《大公報》上上下下每一人,乃至香港左派機構的每一人,不斷要在內部「挖出」特務、內奸,不斷打小報告,而其他同事又心知肚明此人在幹這種事,儼然一個公開放出來的白色恐怖打手。曾經問過好些認識的《大公報》前輩,怎樣看廖藹文這個人:簡單而言,無論他們是甚麼職級、甚麼立場,對「左王」難得眾口一詞,都認為那是一條仆街中的仆街。
「左王」的篤灰對象,一視同仁,而且為了立功,連最高層都是重點監察對象,甚至是最重點監控對象。在《大公報》,「左王」就曾經不斷打社長費彝民的小報告,說他打算「起義」叛變投敵,要求北京儘快派人替換云云。由於費彝民後台硬,是周恩來直線聯繫的親信,「左王」打小報告不成,最後反而被費彝民成功把他踢走。
然而「左王」既然稱「王」,自然有他的門路,不久他改為落戶《文匯報》,一度住在總編輯金堯如家中。想不到他連這也當作「工作」一部份,不斷搜羅金堯如家中的「特務罪證」,一個一個小報告地打上去;最終金堯如在六四後離開體制,雖說是不滿中共的六四處理手法,但似乎部份也有被人長期篤灰的原因在內。至於《新晚報》總編輯羅孚,更是「左王」的數十年重點「篤灰」對象,最終羅孚被控特務罪、被軟禁十年,整份報告,據他兒子憶述,就是來自「左王」的種種捕風捉影,「定性」是「五毒俱全」。
「左王」的篤灰對象,基本上就是曾經就讀名校、文化水平高、社會網絡廣、認識外國人、懂英語之類,在他眼中,這些人全都是可疑,容易做特務,容易叛變。所以《大公報》的國際版編輯、翻譯之類,就成為「左王」的玩物。他曾經以中共鬥爭方式,將他們當作「反革命小集團」那樣「鬥」,其中一個「左王」的對象是國際版元老趙澤龍,也做過我母親的上司。
這樣的氣氛下,誰能安心工作?為甚麼母親一系的親屬,只要和《大公報》沾上邊,就經常神經兮兮、緊緊張張、大驚小怪?我想,假如長時間在這樣的環境生活,不這樣才怪。了解這些,對家人的情緒,不期然就開始諒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