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37】大嶼山由「文明衝突緩衝區」到「文化共融交流區」

事實上，相對於香港島的「商港」、九龍半島的「城港混雜」以及新界大陸的「鄉鎮」，長期以來的眾多香港離島更似是被港英政府發展為「文明緩衝」之地。當我們重新打開《拓展新界專條》，不難發現香港的海域界線，並不符合國際法傳統海岸線三海浬範圍的領海劃界，而是貌似以經緯度劃分的方形海洋邊界，這條香港人後來習以為常的界線，其實是不尋常的。儘管根據本土研究社研究的多份英國解密檔案，均表明那個方形劃界並非香港的正式海洋邊界，而只是租用新界領土的分界線，但卻是港英政府的有效管轄範圍。[1] 換句話說，假如根據國際海洋法，港英時代的香港水域是有權利更大的。 

也許部份基於上述海域的原因，客觀現實是英方對大嶼山外領海及島上的居民，比對香港島、九龍半島和新界居民，都更採用「無為而治」的管理方式：英國並沒有在大嶼山上大興土木，或嘗試派員改變島上居民的任何生活型態。在領海管理層面而言，儘管時任港督盧吉曾在1910年去信英國殖民地部，要求釐清香港殖民地的海洋邊界問題時，得到的回覆是「不論是否僅屬租借，英國仍視離岸三海浬範圍為英國領海」，但部份涉及大澳以西的捕魚執照決定及邊界爭議，卻與殖民地部的說法背道而馳。[2] 不少戰後的解密文件也顯示，中英雙方不時就中國巡邏船越境執法發生衝突，但中國一直強調中方只是在「中國水域」執法、並無越界，而港英政府卻在面對中方立場時採用回避態度，選擇以妥協的方式冷處理，以免換來更大衝突，連帶令大嶼山這類離島大陸，也享有更多無為而治的彈性。[3] 

當港英政府連對大嶼山西邊、理應是合法領海範圍也顯得有點「無欲無求」，可以想像的是港英政府對大嶼山及其他離島的取態，更是如此，令它們被有意無意間作為東西方文明緩衝及政治妥協的產物。這不代表英國對香港港口的海域全盤退讓，恰恰相反，英國是另有部署的：有趣的是，香港的「方形」海上邊界同時為香港東南面劃出一個超過傳統離岸三海浬範圍的「領海」，甚至被英方視為進出香港的另一條後路，令香港擁有了潛在突破的港口空間。[4] 此乃後話，先按下不表。

正因為港英政府不視大嶼山等離島為重要的商業、城港功能之地，反而造就了這些離島成為華洋雜處的文化交流地段，充實了香港作為國際港口的文化交流功能，這卻是意外收穫。例如在不少離島，均有傳統華人社會宗教地標如北帝廟、天后廟、候王古廟等；長洲的太平清醮、大澳的水鄉風情，也被視為香港華人社會的獨特文化特色，這些都在殖民地時期被完整保留下來，但假如出現在香港島，則恐怕難免變質。而因為晚清起的中國大陸政治動盪，不少中國大陸的僧人、法師、教眾都以海路來到香港，當中頗有部分選擇落戶大嶼山，最終慢慢發展為「五大禪林」。相同情況在西方教會也有出現，例如美國浸信會、倫敦傳道會及中華便以利會都不約而同落戶長洲，租用樓宇、甚至購地建堂牧民。[5] 原正定神樂院也因爲國共內戰關係遷移至香港，並獲港英政府撥地大嶼山大水坑建院，最終更名為聖母神樂院的同時，也開創了一個在香港家喻戶曉的品牌︰「十字牌牛奶」。隨著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的急速城市化，離島大陸保留著的鄉郊情懷，反而開始吸引更多西方僑民，成為他們在香港居住的其中一個熱門選擇，逐漸形成一個又一個小社區，反而比香港島、九龍半島等商業城港更突顯香港的國際性，結果真正的「香港國際村」，反而盡在離島。

直到1970年代，港英政府就新機場選址開始討論，逐步發現大嶼山是僅有可供大規模發展的處女地，才開始慢慢改變了大嶼山的地緣政治角色，令它反而成為所謂「二次回歸」的一個地理政治核心。

[1] 本土研究社，<渾水一片：還原香港海界爭議發展史(上篇)>，2021年9月16日。(https://liber-research.com/sea_09_01/)

[2] Jørgensen, N. H. B. (2019). The (Uneq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ong Kong’s Waters and China’s Baseline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Ocean Law and Policy, 4(1), 1–27.

[3] 木土研究社，<混「水」摸魚：香港海界定界爭議史 (下篇)>，2021年12月9日。(https://liber-research.com/sea_09_04/)

[4] 本土研究社，<渾水一片：還原香港海界爭議發展史(上篇)>，2021年9月16日。

[5] 陳天權，<長洲島上的西式建築歷史>，《灼見名家》，2017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