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039】大嶼山的地緣政治，幾乎成為蘇聯滲透香港的突破口

不少人可能疑問，假如港英政府對大嶼山不重視，為何管治後期的新機場會選址北大嶼山的赤臘角，甚至要以「十大核心工程」的方式，確保新機場得以發展？

當我們重新理解1975年民航處委聘發表的顧問報告，建議以赤臘角為選址的原因，不難發現有部份選址不被採納，是與當時的中英外交關係、新界的主權治權不確定地位、以及最重要的宏觀地理影響有關。[1] 以曾在1980年傳出的后海灣機場計劃為例，當時曾有建議指新機場將橫跨深圳河，由中港雙方共同出資建造及營運客運大樓，甚至有第三方財團提出將新機場「公司化」，機場屬中國管治的「中立區」，交由一獨立股份公司營運等。但最終因為英方擔心「跨境機場」會削弱英國對香港航運業及航權的控制，加上對中方的不信任，及機場實際運作等考量，這類可能改變香港地緣政治的規劃，才正式作罷。[2] 另一方面，同為離島的長洲及南丫島也一度被列入新機場選址考慮之列，但因為相關填海工程會限制香港的港口發展，以及周邊基建難以支持，才令赤臘角最終順利跑出。假如以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理解新機場選址，在港英政府希望騰出九龍半島的舊啟德機場用地，以釋放市區空間的前提下，北大嶼山的赤臘角在眾多邊緣地區候選地中成為新機場選址，並非因為它特別合適，而是因為其他選擇均有不可彌補的缺憾，因此在官僚體制及中英地緣政治下，才雀屏中選。

然而英方不重視，並不代表中方、乃至其他國際勢力對大嶼山不重視，例如冷戰期間的超級大國蘇聯，就對大嶼山青眼有加。其實蘇聯和大嶼山的淵源由來已久，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大批原來住在上海、逃避蘇聯管治的白俄後人被逼再次流亡，這次就來到英屬香港。港英政府一度打算在大嶼山芝麻灣興建難民營安置他們，及後因為其他國家表態願意接收才作罷，但相信「大嶼山」這地理概念，自此落入蘇聯情報人員心中。冷戰期間，活躍東南亞的商人王永祥創建了「香港興業有限公司」，打算把愉景灣發展成住宅和渡假勝地，以自己持有的新界土地，向港英政府補地價換取大嶼山土地，建設包括酒店、豪華住宅、高爾夫球場在內的大型地產項目。但因為手筆太大，被不少香港本地財團視為無利可圖的「大白象」項目，結果願意出資參與的，就只有同步活躍東南亞、蘇聯1971年在新加坡註冊的遠東金融工具：莫斯科納羅尼銀行（Moscow Narodny Bank）。

初時計劃頗為順利，王永祥成功與港英政府簽約換地，但不久公司陷入財困，逐漸唯有向這家蘇聯銀行以股權借下鉅款，最終更因破產而無力償還債務。根據當時負責新界和離島事務的政務司、後來當過署理港督的鍾逸傑爵士的回憶錄，港英政府評估即使蘇聯得到香港興業的股份，也很難直接控制公司投資的那片大嶼山土地，但考慮到莫斯科納羅尼銀行同期在東南亞的種種富政治色彩的戰略性投資行為，以及新加坡商人Amos Dawe被納羅尼銀行吸納當代理人到香港收購美資公司一類敏感案件，對蘇聯在大嶼山的企圖也感到一定警惕。

當時中蘇關係極差，中共負責香港事務的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廖承志也被情報驚動，令北京警覺到這可能是蘇聯的宏大佈局，後續可大可小；而當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剛結束、中英關係尚未破冰，假如港英政府對蘇聯的「大嶼山土地頂手計劃」坐視不理，北京或會視之為「英蘇在大嶼山共建反華基地」的鐵證，相信當時剛與中國建成反蘇聯盟的美國，也不會對盟友英國默許蘇聯勢力滲入大嶼山樂觀其成。假如蘇聯在大嶼山購得一塊土地，用來收集情報也好、潛在影響香港出海口也好，都足以根本扭轉香港地緣政治的宏大佈局。大概經過各國背後一輪協商，最終北京通過當時「民間外交」的「白手套」、人大代表兼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聯絡到北京信任、港英亦接受的商人查濟民購入香港興業，從而控制大嶼山愉景灣的地產項目，才有了後來變成高尚住宅區的愉景灣社群，大嶼山這個「香港國際文化港口」，才避免了捲入冷戰核心漩渦的命運。而在港英殖民管治後期，北京借不同場合向港英政府放風，表示中方支持以赤臘角為未來新機場的選址，也可見中方對大嶼山之於北京未來主權移交後的地緣政治佈局，以及如何善用香港港口地理支持「大灣區」發展早有了一定想法。

[1] 香港政府。《開啟新機會之門 : 香港港口及機場發展策略》（香港: 政府印務局，1989年）。

[2] 香港01。《解密檔案．大灣區航空：赤鱲角或深圳？香港新機場暗戰揭秘．上》，2019年5月12日。

▶️延伸視頻：大黑暗時代必會終結：戈爾巴喬夫終結蘇聯邪惡帝國，給香港人的20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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