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在香港的持家之道,無可避免逃離不了《大公報》的影子,除了家人住的南洋大廈是「紅色經濟圈」物業,整個衣食住行生態系統,很多時候避無可避,也要在「紅色經濟圈」內進行。這個經濟圈的持續性,因為港英政府的「積極不干預」、不像「新香港」政權那樣瘋狂打壓異己,確實比後來的黃色經濟圈要長久,也比同步出現、黑社會自成一家的黑色經濟圈「陽光」,值得後人仔細研究。
例如看病,《大公報》員工薪酬雖然低(相對當時標準而言,現在據說已大幅提高),福利卻很社會主義,例如有一個「館醫」名單,員工和家屬找名單上的醫生,報館會有大量補貼,這對一般市民而言,是非常具體的優惠。這些館醫自然要有愛國背景,或上一代是愛國人士,或從愛國學校畢業,也包括了當時港英未承認的中醫,總之內部有自己的vetting機制。例如我們談過的《歲月黃花》作者杜漸,他的父親李崧醫生就是一位館醫。不過因為我父親在香港大學工作,家屬也有接近免費的大學醫生福利,於是我家就很少光顧《大公報》的館醫,例外是牙醫。
假如「出了事」,特別是被「政治逼害」,就像612基金,「紅色經濟圈」也會提供「愛國律師」支援,例如我們談過為《大公報》打官司的陳丕士大律師,甚至早期為左派工人打過官司的李柱銘大律師。
在生活百貨方面,中國國貨公司是「紅色經濟圈」重要一環,除了提供日用品給「愛國群眾」,自然也是中國利用香港作「白手套」走資、融資的工具:華潤、中藝那些貴價瓷器巨型花瓶區從來沒有客人光顧,明顯不是純粹裝飾(詳細操作不妨參考電影《樹大招風》)。我印象中,家人沒有甚麼國貨公司的優惠卡,不過好像熟客指指臉,就會打折。然而中國國貨的品質、款式實在太老套,例如一律是林兆波式白襪仔,我外婆、母親都會以送「非國貨」為獎勵,結果「紅色經濟圈」中人,無不培養了對英貨、日貨的無限嚮往。
比較實用的是買書。左派機構在港英時代最成功的壟斷,就是聯合出版集團的「三中商」(三聯、中華書局、商務),它們有大量書店、出版業務,而且有一段長時間並不絕對講求政治正確,出版了不少今天尺度可以列為的禁書,至於賣「敏感」書更從來不是問題,不過將之當作「統戰」一部份,直到今天「全面管治」,才圖窮匕現,顯示了真面目。我們家一直用「聯合金卡」,在這集團的書店買書一律八折,也就是和二樓書店一樣,這大概是我一生人享用最多的「紅色經濟圈」優惠。
聽前輩說,《大公報》不時舉辦員工集體活動,例如郊遊,以示大家是「一家人」。由於即使不是住在同一大廈的員工家庭,也往往需要出席這類「旅行」,這其實也是一個機會,讓「領導」考察員工的家庭狀況,看看有沒有「混入隊伍」的反動人士,或「不夠堅定」、乃至「投向敵陣」的下一代;若有,則會施加集體壓力。
「紅色經濟圈」最能接觸「勞動人民」的體系,自然屬於工聯會那系統,「蛇齋餅粽」並非單單為選舉而設,而是中共「自古以來」的統戰「群眾」策略。不過《大公報》被歸類為知識份子「線」,一直和工聯會系統無甚邦交,乃至有點看不起,雖然也知道是「自己人」,但在費彝民社長領導下懂得保持距離,才能守護自己的地位。換句話說,《大公報》建立了半獨立於工聯會體系的福利制度,自成一家,這大概也是當年領導多年和「組織」周旋的自保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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