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070】香港人的國際身份認同，與港英政府的間接管治
Added 2022-10-13 02:01:59 +0000 UTC香港人的國際身份認同，自然和香港的國際港口位置、大英帝國殖民地身份有關。香港的跨境人口流動，不止和中國大陸有緊密交流，也是世界各種勢力、各大商圈和文化區的交匯點，而當香港華人和各種外國人共處一地，就成為了香港人的基本身份認同內容，令香港人的日常思維成了外向型，工作時每每以「如何與國際接軌」、「世界的人怎麼看」為出發點，這和大陸型的內向思維有根本差異。
客觀而言，除了工作上的接觸外，昔日不少在港外來人口的第一代本來都不見得很積極融入社會。例如在私人社交生活上，他們往往與本地華人互有區分，各有自己的俱樂部、社群、以至居住地段；即使是來到香港的各省華裔新移民第一代，也往往活在自己的宗親會、同鄉會當中。但香港是一個很有效的多元文化大熔爐，由於工作上必然會遇到各種背景的夥伴，就算第一代無意刻意融入，客觀上也已經比來到香港前國際化得多，也比昔日的同胞國際化得多，既然得到無價的訊息差，就不會再願意返回昔日的單向、平面、內向型身份認同。
到了來自各地的移民第二代，往往能夠大規模打破隔閡，天經地義地以「香港人」自居，典型例子是操流利廣東話的澳洲移民藝人河國榮，或出生於中國大陸、卻成為香港新一代本土派領袖的羅冠聰、梁天琦等。香港華人面對洋人時，也往往不如中國大陸人那樣產生不必要的自卑、自大情結，最初稱對方為「洋鬼子」容或有歧視意味，但很快就變成親切的「鬼佬」（gweilo）稱呼，將之吸納為「自己人」的一員。不少洋人也毫不覺得「鬼佬」是貶義，不但沒有後來出現的那些被指涉及「政治不正確」的包袱，甚至以之為題出版書籍，作為自我介紹。經過華洋共處的殖民統治，無形中也加強了「香港人」這個國際共同體的想像。
另一個香港人國際身份認同的成因，則與英國殖民統治的理念和手法有關。英國殖民主義和歐陸殖民體系不同，一直採取「間接管治」政策，雖然到了主權移交過渡期前，沒有讓太多香港華人擔任最高層的政府職務，卻一直大規模將他們吸納、提拔為管治階層的外圍成員，鼓勵他們建立不同組織，由街坊公所、廟宇等為起點，再出現無數工會、業界公會、商會、福利社會、會員俱樂部等直達社會最上層的中介，發展出打通不同階級、社會各界、不同職業、不同地域和族群背景的龐大民間組織網絡，同時承擔了「第三部門」、公民社會的角色，使他們對本地社會具有龐大影響力，自然也產生了因應而生的歸宿感。
這就是社會學者劉兆佳著名的「行政吸納政治」理論組成部份，只是他單純強調這一套管治模式的政治意涵，而忽視了間接管治、行政吸納，同時也是強化本土身份認同的不二法門。在這個「共同體」中，富裕華人和歐亞混血兒對種族歧視的通常反應，是創造專屬於他們的社交世界，自視為一個特殊階級的一員，有別於其他本地華人、洋人，也不同於中國大陸同等階級的人物，卻逐步把包括上述一干人等全部融化進去「香港人」這個身份認同大熔爐之內。[1] 結果，這些民間組織一出現，例如最早起的文武廟、1866年成立的團防局、1868年成立的南北行公所、1869年創立的東華醫院等，都是以香港高等華人精英的力量，去結合溝通國際的功能，促進英屬香港社區、商業、醫療、福利社會的發展。這種香港民間網路有別於其他殖民地政府的直接管治，加強了香港人之間友愛「共同體」的想像，而沒有對殖民管治由上而下高壓管治的那種強烈反彈，也讓殖民地政府逐漸意識到必須依賴「第三部門」、公民社會領袖來協助排解紛爭，無論這些領袖屬於甚麼背景、族群也好，從而令香港共同體沒有刻意規劃、卻可以由下而上地逐步得到確立。
[1] 高馬可著，林立偉譯：《香港簡史：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區》，香港中華書局，2013年，頁92。
▶️ 延伸視頻：吳叡人：香港人這個「想像的共同體」，如何繼續走下去？（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E4WkPRjzj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