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舅公張忠棟教授1973年從美國學成,返回國立臺灣大學任教。由於他到美國讀博士前,已經是臺大教授,回到台灣後,也順理成章的回到臺大。有了美國博士學位,在台灣當時的潛規則,就是身價百倍。
然而張忠棟研究胡適後,逐步被胡適的自由主義強烈影響,成了他個人的一生信念,加上喜歡寫政論文章,於是逐漸成為黨外民主的著名倡議者。當時台灣還在蔣介石時代末期過渡,不但處於戒嚴當中,對觸及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言論自由,更是一大禁區,因此他很快就被國民黨當局看作「異見人士」。然而親戚回憶當年時,也說到蔣介石死後,蔣經國的控制要寬鬆了一點,否則張忠棟很可能像柏楊那樣被抓去坐牢,或最少想殷海光那樣,被長期軟禁監控。
但總管如此,在政府財政局當高層的舅婆也說過,每次丈夫在報紙發表「反動文章」,她的大上司就會叫人把剪報放在她桌上施壓,也試過專門攔截她的車讓她丈夫「改過」。至於最終為何沒有進一步行動,則不得而知。
美麗島大審判前後,張忠棟和其他三位在臺大任教的自由主義學者楊國樞、胡佛、李鴻禧不斷發聲,嘗試營救施明德、張俊宏、陳菊、呂秀蓮等人,呼籲國民黨當局「明辨事實真相,不要趕盡殺絕」,自此四人被稱為「四大寇」、「四大毒草」。不過在八十年代開始,蔣經國政權在美國施壓下、加上自身也有了改革心態,開始逐步民主化,於是張忠棟作為黨外民主倡議者,始終能在人身安全的最邊緣遊走,起碼沒有被捕。
他的自我定位,也找到相對安全的說法:根據蔣介石昔日所言,敦促國民黨遵守承諾,認為現在「軍政」、「訓政」階段應該終結,是進行民主「憲政」的時候,也就是「拿著紅旗反紅旗」。而在這段期間,他和綠營中人建立了深厚友誼,除了美麗島中人,他也曾與自焚而死的鄭南榕遺孀葉菊蘭共事。
我幼年時在香港見到的舅公,就是處於這階段的微妙身份:屬於台灣異見人士、綠營同路人,但因為是臺大教授、也算是名門之後,加上找到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也幸運地遇到政權逐步解禁的大時代,於是既可以暢所欲言,又不致於生活受直接影響。雖然不免有各種來自政權和保守派的滋擾,但家人都覺得可以承受。
▶️延伸視頻:香港失學術自由之時,拜訪胡適故居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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