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072】亞洲研究大師杜贊奇筆下的亞洲民族論與香港
Added 2022-10-15 02:01:01 +0000 UTC繼安德森之後，印度裔的亞洲研究權威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民族主義理論，特別是在研究中國的民族想像方面，同樣是香港身份認同必須參考的經典。他根據後現代主義框架，批判了前人如安德森的民族主義研究，反對統一的民族想像、線性的啟蒙時代歷史觀念，提出了「複線的歷史觀點」、「承異」（discent）以及「第二層次的歷史」（second order history）等名詞，主張歷史、民族和身份認同存在平行出現的多樣性，從而發掘民族歷史所壓抑的另一面。
杜贊奇理論的重點，並不是說民族身份認同在前現代就已經存在，而是要強調不少學者把政治「身份認同」觀念化的方式，存在著根本問題。他認為安德森、蓋爾納（Ernest Gellner）等民族主義研究者存在偏見，視現代社會為唯一能夠產生政治自覺的社會形式，從而把民族身份認同看成是現代形式的自覺，也就是作為一個整體的民族，把自己想像為一個「統一的歷史」的主體。但杜贊奇認為，「現代」與「前現代」的二元對立同樣是人為的，民族主義並非完全是近代的自覺，在現代社會和農業社會中，個人與群體均同時有不同的「想像的共同體」，隨著歷史變化，而互有衝突。唯有在這些認同被政治化後，才會變成民族想像的共同體。[1]
同時，他亦批評安德森過於強調印刷媒體，指出漢族中國人產生的群體意識，並不僅是因為印刷媒體的影響：「一味強調印刷資本主義促進了對於共同命運的想像及同步性，就忽視了書面語言與口頭語言之間的複雜關係。」[2] 杜贊奇認為即使在農業社會時期，許多人都由不同層次意識到自己的文化與身份，和現代人並未相差太多：
這些現代分析家把「歷史」的統一的集體主體假設為可能的、而且只有在現代才是可能的。我的選擇是兩者都加以拒絕。從絕對的意義上來說，統一的自覺的主體只不過是一種抽象的東西：正如導論中已經指出的那樣，對於居住與認同於其中的各式各樣的民群來說，民族的意義對於貧民區的非洲裔的美國人、加州農場工人或郊區的主婦而言，正像他們各自的身份一樣，是絕不相同的。[3]
總括而言，杜贊奇否定了兩種論述的假設：「歷史」是統一的集體主體，以及前現代和現代的二元對立，也就是即使屬於同一個民族、群體、身份認同的人，也往往會對自己這個群體有截然不同、甚至各自表述、互為衝突、「兄弟爬山」式的不同想像。與其抽象地談論民族的一致意識，他更著意於找出這種劃一的聲音所壓抑其他的、複數的歷史觀點。例如，他指出大多數人都不把中國的「文化主義」視作界定群體的標準，但在這群體中的成員身份，則取決於他們是否接受象徵著效忠於中國觀念和價值的禮制，本身具有區別他者、界定自我的內涵。杜贊奇從複數的歷史觀點分析，批判了民族歷史虛假的統一性，不認同把民族說成是同一的、在線性時間不斷演化的民族主體：「個人、階層或群體不僅認同於此處所列的一種或數種不同的群體表述，而且也認同於其他身份，如省籍、語言、教門等。」[4] 這些多元的身份認同，從不穩定，是交叉的、互通的動態歷史。這種複數的歷史觀點分析，側重揭示歷史和文化的資源是如何被動員起來，形成看似統一、其實是分散多元的民族主體。而將之應用在香港的國家身份認同身上，現在回看，也大體上合用。
[1] 杜贊奇著，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53。
[2] 杜贊奇著，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52。
[3] 杜贊奇著，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54。
[4] 杜贊奇著，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63-64。
▶️ 延伸視頻：練乙錚新書《驚心集》對談：海外香港人的宿命，正在重蹈海外民運覆轍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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