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073】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如何顛覆統一的中華民族論述？
Added 2022-10-16 02:01:00 +0000 UTC當我們參照杜贊奇的「民族身分來自非線性、複合源頭」的觀點，會發現國際香港人這個「想像的共同體」，也不是虛假的統一，背後存在非常多元、乃至自相矛盾的身分認同。皆因香港港口、殖民地的歷史，雖然是以華人為主的城市，但沿海港口的特性，除了國際往來頻繁，就是多民族雜居。如之前各章介紹，香港是英國殖民地、而和中國大陸關係緊密，再有大量世界各地群體進駐，不同階級、不同時期的移民，都有各異的成長背景，但卻都有各自的香港故事。
中國政權今日的官方香港史論述，堅持香港「自古以來」屬於中國，從而批判英國人的殖民統治，強調香港的中國性質。[1] 但這種看似統一的民族論述，可謂千瘡百孔，充滿自相矛盾。我們談論過的買辦階層，作為香港華人領袖的主流組成單位，就很難用上述官方框架理解，但他們卻是如假包換的真香港人。例如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香港蜑家向英國海軍和商船提供補給資源，像盧亞貴，他將英軍的報酬買下土地，成為香港殖民地有名有利的上層華人。然後香港的買辦，自廣州貿易制度取消後盛行起來，取代行商，成為中西方商人的溝通渠道，例如我們介紹過的富豪郭松，他的英文不算好，但懂得和外國人打交道，並常擔任殖民地政府的顧問。他們的香港身份認同，就非常複雜，絕不是中國定義那種平面形象。
我們再舉來自新加坡的譚亞財為例。他祖籍廣東開平，是著名僑鄉，先是在英屬海峽殖民地新加坡的殖民政府船塢當工頭，1841年香港開埠後來到香港島，當建築承辦商。香港當時的鐵行大廈、殖民地首個最高法院的大樓，都是由他負責，很快就名利雙收。同時，譚亞財是三間廟宇的值理、有名的大慈善家，1856年，更協助香港成立第一支華人消防隊，裝備美國製消防車。為什麼他能夠成為香港華人領袖，國際背景、商業才能與公民社會的結合，都是必不可少，歷史學家高馬可即如此概況：
在中國，在社會力爭上游的途徑是科舉考試，香港卻沒有這樣的制度，因此華商須另覓方法把他們的財富和聲望轉化為對於本地華人社會的影響力。在中國歷史上，百姓如遇糾紛，多求助於村中耆老或地方頭面人物，靠這些法律以外的權威來仲裁，而香港華商就靠擔當中國地方士紳的傳統角色來發揮影響力。最後，香港與中國近在咫尺，意味着中國的動盪局勢會有利於香港商人。[2]
杜贊奇指出，共同體的認同往往和「朝聖」有關，就像虔誠的信徒會去宗教聖地領悟「聖靈」，中國士大夫則要經由科舉上流，到首都希望有幸參見天子，從而走入權力核心。[3] 殖民地一樣有這種共同體的想像，但往往都是被拒絕的，就像香港華人在英國統治時期，難以擔任政府最高層要職，只能成為被吸納的社會賢達次級領袖；就算在主權移交後的中國統治時期，同樣無法真正成為中國具有高度影響力的官員，甚至在中共治下，連真正掌握香港命運也不可能。杜贊奇認為，當這種「朝聖」失去可能性，人民只能尋覓其他出路，殊途同歸的對香港的不同演繹，有了「不能朝聖」的共通點，反而就加強了本土命運共同體的身份認同了。
[1] 張少強著：〈香港史與民族主義〉，《思想香港》第五期，2014年。
[2] 高馬可著，林立偉譯：《香港簡史：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區》，香港中華書局，2013年，頁54。
[3] 杜贊奇著，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