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080】上海、新加坡與孟買：大英帝國航道的三大香港姊妹港

除了以香港作為帝國航道的其中一個港口，英國同時同步控制了許多亞洲的沿海城市作為殖民地，它們結成了香港在地緣政治的「點、線、面」體系，而且就算是好些非殖民地，也是英國影響所及的勢力範圍。

例如在《南京條約》之後，英國商人立即善用上海位於長江口的戰略位置，及其成熟的商業市場，將之變成自己的另一橋頭堡，方法是通過英國人（其實是愛爾蘭人）赫德經營中國的海關總稅務司，以政治滲透力與軍力控制上海，將其轉變成租界城市。上海雖然不是正式的殖民地，但根據1845年與大清帝國簽訂的土地章程，設置了行政、警察、司法權皆握於外國之手的租界，實質上就是類近殖民地的特殊政體。上海初期設置英法美三國租界，1863年英美租界與其他國家的勢力範圍合併為「公共租界」，與法租界、租界以外的中國人居住區（華界）三方鼎立，發展了眾多和香港互為倚角的「白手套」業務。以後上海租界範圍持續擴展，其中被稱為「外灘」的黃浦江沿岸，矗立起成排壯觀的歐風建築，觀景和英屬香港的維多利亞城一帶不徨多樣。[1]

長期屬於「英屬海峽殖民地」的新加坡是香港另一個姊妹港。1819年，英國把新加坡佔據為領土，推行自由貿易政策，制定新的殖民模式，自此新加坡港以提升各國福祉為由，公告「本地商業活動對各國船艦開放，同時一律免收關稅」，成效立竿見影，來自中國、暹羅、交址支那的貨流，以及英國、德意志邦國、瑞士、荷蘭、葡萄牙等國的船隻開始湧入新加坡。1822年，進入新加坡港的方帆船總數為139艘；到了1834年，入港的船集已經高達517艘，帶來將近160,000噸的船貨。香港開埠時，自由港政策基本上就是以新加坡為榜樣，不久就青出於藍。[2] 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通後，新加坡的戰略位置更受重視，並在一戰後被視為大英帝國遠東防衛的中心據點，與香港一樣，作為大英帝國的航道中樞，與及軍事力量的象徵。正因如此，二戰的亞太戰場開戰後不久，香港、新加坡先後在1941-1942年淪陷日軍之手，反映兩者的防務與戰略分工，乃唇亡齒寒。[3]

香港在大英帝國航道的另一姊妹港孟買，也是亞洲帝國港口的有趣個案。1668年，英國東印度公司佔領孟買，建設孟買堡，將之定位為國際貿易中心，希望吸引各民族商人社群。1833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對印貿易獨佔權終止，反而為孟買帶來更多商業機會，其中香港對摩臘婆鴉片的需求源源不斷，幫助了當地的帕西商人獲利，而這些帕西人不少從而來到香港，如前一章講述，因為其祆教教義，加速了香港福利社會的建設。1857年，第一次印度獨立戰爭爆發，英國殖民政府加速對孟買技術與都市計畫的投資，重申帝國霸權，把孟買從貿易中心轉變為多功能工業港埠城鎮。1861年，美國內戰，北方聯邦軍封鎖南方邦聯的棉花出口港，印度所有大型棉田都趁機經孟買出口至英格蘭，令孟買經濟進一步興盛。孟買鐵路基礎設施得以大幅度發展，使用蒸汽動力運輸，鐵軌連接了印度中西部的德干高原與孟買港的腹地與港口，令出口量大幅增加。杭特指出孟買自治體除了港口的經濟效益，更是大英帝國歌功戴德的工具，充分利用這個始於1860年代，屬於蒸汽與進步、技術與改造、郵局與法庭、天然氣與污水下水道、填海工程與電車軌道的大時代，以展現英國在全球的領先地位；而不少孟買基建故事，都被移植到了後來居上的英屬香港。[4]

在英國對港口相對寬鬆、採取間接管治的模式下，看不見的自由市場之手滋養了繁榮和平的新時代，連帶各港口的腹地政權（例如大清帝國）也會受惠。香港為印度至中國的貿易路線提供了安全、便利的停泊處，具備競爭力的中轉站，不僅免稅，而且有英美的法治保障。19世紀下半葉，隨加州掏金熱潮而起，海外華人社群開始在美洲西岸、東南亞與澳洲等地成長，有助於香港轉型為跨國貿易與勞力中心。由於受到不列顛私有財產權利度吸引，華人移民開始將大把資金投入香港經濟，刺激出新一波商業發展浪潮。[5] 正如杭特講述，「香港加入了加爾各答、孟買與廣州的行列，成為全球貿易資訊交流、募集資金、決定價格，以及跨國貿易網路成形的地點。」1844-1861年間，抵達香港的船隻數量從538艘提高到2,545艘，成長將近五倍，總噸位也從189,257噸來到1,310,380噸，提升近七倍，可算一開始就可以利用新加坡、孟買等帝國航道港口打下的基礎，發展的一日千里，缺少了帝國內部的姊妹港絕不可能。等到19世紀末，每年入港加離港的船隻超過11,000艘，吞吐超過13,000,000萬噸船貨後，香港榮獲大英帝國第三大港的頭銜，僅次於倫敦與利物浦，新加坡已經被拋離在後了。[6]

[1] 木畑洋一著，蔡傳宜、廖敏淑譯：《帝國航路：從幕末到帝國，日本走向世界的開化之路》，麥田出版，2020年，頁36。

[2] 崔斯坦·杭特著，馮奕達譯：《帝國城市：成就大英帝國的十座殖民城市》，蔚藍文化出版，2017年，頁346。

[3] 木畑洋一著，蔡傳宜、廖敏淑譯：《帝國航路：從幕末到帝國，日本走向世界的開化之路》，麥田出版，2020年，頁46-47 。

[4] 崔斯坦·杭特著，馮奕達譯：《帝國城市：成就大英帝國的十座殖民城市》，蔚藍文化出版，2017年，頁431。

[5] 崔斯坦·杭特著，馮奕達譯：《帝國城市：成就大英帝國的十座殖民城市》，蔚藍文化出版，2017年，頁373。

[6] 崔斯坦·杭特著，馮奕達譯：《帝國城市：成就大英帝國的十座殖民城市》，蔚藍文化出版，2017年，頁363-4。

▶️ 延伸視頻：漢學家金文泰爵士的「古文化防火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0xvLCRgn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