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085】帝國航道上，日本人、清國人如何從英屬香港學習文明
Added 2022-10-28 05:01:02 +0000 UTC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積極參考帝國主義時代歐洲列強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導入歐洲事物，以自己成為下一個帝國為目標。不少日本人主動自發出國考察、學習歐美先進文化、科技和制度，通常就是先在帝國航道上的鄰近港口觀摩，作為前往歐美的準備工夫，香港正是他們一個常駐中轉站。
從當時日本旅人留下來的歷史文獻可見，英屬香港給予了日本學習西學的主要窗口。例如1878年，被稱為「日本警察之父」的川路利良大警視，曾專門在香港視察港英政府的警署和監獄；1884年，陸軍大將大山巖在香港訪問了英軍步軍軍營，後來他出任日俄戰爭的滿洲軍總司令，不少戰術都是學習自英軍；1886年，前陸軍中將、當時的農商大臣谷干城參觀香港的軍營和砲台；1884年，醫學家、文學家森鷗外到訪香港，詳細觀察香港醫院等。[1] 學者從中發現，香港這類帝國港口提供了西方文明的範本，供亞洲國家模仿，讓港口城市把西方政治、經濟制度直接輸出到東方國家。[2] 除了日本人，不少國家的有識之士都來到香港學校，希望能回饋自己的國家（不少當時還是殖民地），菲律賓國父黎剎、越南國父胡志明等都曾長期在香港居住，絕非偶然。
帝國港口不單輸出具體可見的制度，抽象的統治思想，一樣經由港口影響到亞洲的旅行者。香港作為一個帝國港口，也無可避免地輸出了帝國主義予外來觀察者。問題是旅人並不容易明白香港間接管治的特色，反而容易憑片面的觀察，強化優勝劣敗的世界觀，也就是「先進國」人民理應治理「落後地區」之人，來正當化殖民地統治的思想，在帝國主義的時代中擴散開來，並為日本軍國主義者全盤繼承，乃至變本加厲的發揚光大，令英國最終也反受其反噬。
帝國主義其中一大理論基礎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也就是社會進化論，自1877年（明治十年）左右，由加藤弘之等人引介至日本，而不管是否意識到理論本身，途中停靠亞洲各港口的日本旅人們，可說幾乎都抱持著類似觀點。像日本旅行者在航程的船隻，看見出現在香港、新加坡、檳城和可倫坡之間，支付低廉價格，睡在甲板自行料理三餐的艙面乘客，主要都是印度、中國人。他們絕大多數，往往深化了亞洲人野蠻、落後、被動的形象，認為他們理應受歐洲列強統治，為其所用，再強化了日本「脫亞入歐」的慾望。[3]
不獨日本如此，同樣深受歐美列強影響的中國，也有沿包括香港的帝國航路出行考察之人，例如郭嵩燾。郭嵩燾在中英1876年的《煙臺條約》簽訂後，以大清帝國首任駐英公使的身分，前往倫敦履職，遠渡重洋期間，途經香港、新加坡等英屬殖民地，詳細考察、記述各地的管治狀況，並編製出使西方日記《使西紀程》，以供清廷參考。想不到郭嵩燾因爲在書中讚揚歐洲文明，受到朝中保守派強烈指責，最終在1879年被逼回國解職。[4] 後來在英屬香港讀書的青年孫中山經常強調，英國人如何把香港管理得井井有條、文明開化，與一河之隔的中國大陸判若兩地，從而堅定了革命思想，這在他成名後凱旋回到香港大學演講之時又再分享了一遍，這都是帝國港口軟實力如何影響鄰近國家的實例。
[1] 木畑洋一著，蔡傳宜、廖敏淑譯：《帝國航路：從幕末到帝國，日本走向世界的開化之路》，麥田出版，2020年，頁104。
[2] Frank Broeze, Peter Reeves, Kenneth McPherson, Imperial Ports and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The Case of the Indian Ocean (The Journal of Transport History, 1986), P1.
[3] 木畑洋一著，蔡傳宜、廖敏淑譯：《帝國航路：從幕末到帝國，日本走向世界的開化之路》，麥田出版，2020年，頁122；28-29；119。
[4] 侈言與迻譯：郭嵩燾《使西紀程》的西文史料稽考，頁119-147。
▶️ 延伸視頻：日本文化協會榮休副校長侯清儀：被遺忘的早期日港關係：明治維新也是香港國際化起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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