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在教會學校長大的經歷,毫無疑問地,中和、抵銷,而且蓋過了《大公報》對她的影響。在家中,就算不提父親和她政治背景相反等原因,她大概本來就很抗拒對我灌輸任何政治教育,也從無談及任何愛國愛黨之類的文宣。我對中共的入門理解,反而是自己主動找家中的藏書看而獲得的。相反的是,她卻曾經嘗試讓我讀《聖經》、返主日學,不過我一直不喜歡任何形式的形式主義和組織,加上父親又不是教徒,就不了了之。
不過母親還是盡力嘗試讓我在基督宗教環境中長大,例如把我送入教會辦的幼稚園:銅鑼灣的靈糧堂幼稚園。靈糧堂的創辦人趙世光牧師出生自循道宗,母親就讀的小學、中學,正是循道中學。
當時我自然不知道靈糧堂的背景,長大後,才知道它也曾經算是反共橋頭堡。趙世光牧師是上海人,在上海創立靈糧堂,1949年和無數舊上海人一樣走難到香港,抗拒中共的宗教政策,同時在台灣創辦分堂(不過據說近年香港靈糧堂和台灣靈糧堂已經割蓆,是因為政治、宗教還是財政原因,則不得而知)。靈糧堂幼稚園的創校校長(即我就讀時的校長)是陸趙鈞鴻女士,也是1949年後從大陸來到香港,畢業自南京金陵女子學院的幼兒教育,在香港是第一代幼教先驅。
我對這間幼稚園的最大回憶,就是要讀《聖經》,聖誕節會崇拜。那時候我很愛唱聖誕歌,而靈糧堂的《聖經》課本是幼稚園所有課程當中字最多的,所以最愛讀。母親除了宗教原因,也很推崇靈糧堂幼稚園的活動教育,和一般香港學校的填鴨式不一樣。印象中,參加過學校辦的玩具市集,記得摺紙鶴賣得最貴;又記得有一天停電,校長親自走到門前扶著每一個學生,很有心。由於學校定時定候就要祈禱,小孩子最愛舉手向老師「告發」同學「沒有闔眼」,每一次老師的回應都是「要不是你沒有闔眼,又怎知道人家沒有闔眼呢」,非常哲學。那時候我很活潑好動,非常talkative,和現在完全相反,所以讀幼稚園高班時失落了「品學兼優獎」,而只得到「學業獎」。
其實母親是希望我升讀聖保羅男女小學的,她連我後來讀官校也有點失望,更不用說她心底裏看不起的左派學校。不知道那學校甚麼原因沒有錄取我,母親自然認為是和她的工作有關,於是又找了我伯娘的牧師父親講人情,而最後伯娘的兒子卻是入讀了聖保羅,母親背後自然喋喋不休,否則我就完全不會知道這些。她心底裏的價值觀,可見一斑。
可能是因為知道母親很希望我有宗教生活的原因,我逐漸對基督教產生潛意識的抗拒,直到近年,才有了多一些接觸,不過那是後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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