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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香港誌 124】鄭和海軍「三擒番王」改造的中華港口

在亞洲海事體系中,缺乏海外海軍投射的國家,並不等於缺乏海上力量,例如福建商人在朝鮮的松都(開城)、今天新加坡附近的龍牙門、蘇門答臘的巨港等地,都建立了有實無名的「殖民地」。[1] 

這些華商在沒有中國官方政府授權的情況下,積極與海外當地政府協商,在沿海地區建立貿易和定居區域。這種有機的、民間的海上擴張,最終得到了中華帝國政府的承認,因其希望在海上朝貢貿易之外能受益。宋朝開始,中華帝國政府與活躍的海外華商逐漸結成一種戰略聯盟,並隨著蒙古帝國的擴張,建立了更多的海外民用港口和貿易區,也就是今天亞洲港口的雛形。雖然這些中華「殖民地」或海外港口,主要是為了海上貿易或定居而建造,但它們最終也成為了希望逃避戰爭、或改善生計的中國難民的收容所。結果這些屬性,對中國大陸人後來理解香港這個港口,有了先入為主的概念。[2] 

因此,以華人建設為中心的亞洲港口體系,「自古以來」,本來是一個沒有強大海軍支持的民用港口體系,難以與海軍史學家或戰略家提出的「海權」概念相提並論。這亦說明了為什麼「鄭和下西洋」被不少西方學者視為中華海權的頂峰,因它使人聯想到傳統西方海軍力量的投射。事實上,這的確是中國歷史的一個特例:明朝擁有的海上網絡,已經遠遠超出其主權範圍,為了海上貿易和外交,它亦發起了大規模的遠洋航海,這都不是中國傳統陸權政策那杯茶。[3] 

與一、二百年後橫行世界的西班牙大帆船、荷蘭福祿特帆船類似,鄭和的「寶船」同時支援軍事及經濟功能,儘管在今天的中國官方敘述,仍只承認所謂「和平外交」,去宣示中國「自古以來」都是所謂「和平崛起」,但鄭和艦隊與西方殖民艦隊的行為,幾本上不徨多樣。

一如東印度公司艦隊能夠直接作戰,鄭和的寶船也曾多次參與海戰,為明朝海軍力量的對外投射作出了重要恐嚇和宣示,即所謂「弘揚國威」;先後在蘇門答臘島的舊港王國、錫蘭島的錫蘭山王國、蘇門答臘島的蘇門答臘王國「三擒番王」,將海外國王綁架到中原面聖,更是赤裸裸的干涉別國內政,超出了歷朝歷代對「朝貢體系」的理解。無論出於怎樣的原因,明朝將其海上力量轉化為海事外交,最終將朝貢體系與海上貿易網絡結合,即建立了「海上絲綢之路」,也讓亞洲港口與中國國內體制出現大規模整合。[4] 

澳門正是在這個前提下,被租借給葡萄牙人從商使用,在大明帝國眼中,沒有聯想到割地、喪權辱國等後來主權國際關係的含義,反而將之當作一個本土的蘇門答臘處理。但大明對葡萄牙人窺視香港卻非常敏感,不惜用海軍將之擊退(即「中葡屯門海戰」),這是政權容許外人建立商業港口、而不容許建立軍事港口的明證。 

[1] Lo 2012:202.

[2] Lo 2012; Elleman 2014.

[3] Armstrong 2007; Lo 2012; Dreyer 1974.

[4] Lo 2012; Armstrong 2007; Dreyer 1974; Hamashita 2003:20.

▶️ 延伸視頻:海外信託銀行創辦人曹耀後人曹家道:海外信託銀行緣起:華僑領袖陳嘉庚、台灣行政院長俞鴻鈞、英國駐華外交官麥理浩、大陸福建幫的大結合(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2CGDEGNWSo

【國際香港誌 124】鄭和海軍「三擒番王」改造的中華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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