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125】大清帝國海禁，造就港口的衰落與重生
Added 2022-12-06 03:01:01 +0000 UTC滿洲人擊敗大明帝國後，成為「中華帝國」和亞洲海上秩序的擁有者，最初繼續遵循明朝的朝貢體系和海軍體系。[1] 然而大清帝國本質上是一個「內亞帝國」，對後來的亞洲海上秩序和海上貿易網絡，充滿防範和懷疑。滿清與明朝類似，不斷受到「倭寇」的滋擾和安全威脅，朝廷也害怕東南亞的華僑、和留在中華沿海地區的漢人之間的潛在合作。
結果，大清帝國通過邊境轉移，實施「海禁」，將漢人從沿海地區撤離，並放棄了部分對亞洲海上秩序的所有權，1684年後，只剩下極少數港口開放對外貿易。除了通過民間網絡和貿易限制海上力量的對向投射，在廣州制度下，外國商人還受到嚴密監控，即引入公行作為唯一合法中間人，負責在廣州的外商與中華生產商之間的貿易。[2] 正如史志宏和費正清所指，澳門在明朝成為葡萄牙人建立的第一個歐洲人定居點這個經歷，一直困擾著滿洲人。大清政府對不受控制的對外貿易持懷疑態度，擔心可能會引申出另一個歐洲人在中國的沿海定居點，或被間諜竊取有關朝廷實力的情報，即「危害國家安全」，奠定了終此一朝對港口的消極被動政策。
與從南宋到鄭和下西洋建立的亞洲海洋秩序相比，大清帝國建立的海洋體系是半推半就的，並具有下列三個特點：一是著重海陸相交的沿海地區；二是由沿海地區和貿易網絡組成的大貿易區；三是港口城市在連接不同海域和貿易網絡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3]
在大清帝國的海上貿易體系下，貿易路線清晰，海域在港口城市交匯，如連接日本和韓國的「釜山-長崎-福岡」貿易網絡，連接中華帝國東南部和台灣的「福州-基隆」航線，以及連接東南亞和中華帝國的「亞齊-馬六甲-廣州」網絡等。廣州、福州等中華帝國重點港口，現在成了涉足亞洲海域的主要海上據點，代表國家履行朝貢貿易和私人貿易職能。有趣的是，這一港口體系的特性，即把港口城市作為服務國民經濟的多功能交匯點，也逐步成為當代亞洲港口體系的一個特點。[4]
對之前經營中華帝國與東南亞朝貢貿易的海外華商來說，就海上力量對外投射，尤其是中華帝國公民在東南亞建立的海外「殖民地」和貿易區而言，大清帝國政策並不進取。[5] 1717 年，東南亞華僑的反清集團和大清帝國內部漢族結成的統一戰線，對當時的康熙皇帝造成巨大安全擔憂，並驅使其決定以嚴格禁令，關閉通往南大洋的航線 。[6] 對海外華商的持續打壓、和朝貢貿易的暫時關閉，使他們別無選擇，最終永遠脫離大陸。
民間層面的連繫斷裂，和自我拘束的對外政策，日漸侵蝕了大清帝國的海上通道和海上貿易順差，也忽視了港口的經營，導致中國的海權不可避免地衰落。歐洲海軍和民用船隻的到來填補了權力真空，亞洲海洋秩序受到歐洲海洋秩序的挑戰和形塑；但歸根究底，就算沒有「西方殖民主義」的到來，大清帝國的海權本來就岌岌可危，也會被區內其他對手取代，去造成包括香港在內的港口的重生。
[1] Sieren, 2007.
[2] Shi 2009.
[3] Hamashita 2003: 19.
[4] Ducruet and Jeong 2005; Lee, Song and Ducruet 2008.
[5] Fairbank 1953:52.
[6] Shi 2009.
▶️ 延伸視頻： 大清帝國政策，對香港「二次回歸」的啟發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rMgW9DRqw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