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素音自小有左傾傾向,而當時西方知識份子普遍以左傾為理想、進步、風尚,這本來並不為奇。但究竟韓素音是完全被中共洗腦,真心相信一套自己定義的左翼思想、而覺得自己在貢獻「世界革命」,還是純粹投機,外人自然很難簡單下結論,因為通常都是幾者之間。雖然說她家境豐裕、又在進入紅色中國前已名成利就,但若說她沒有從中共的認證得到甚麼,那就太虛偽。
無論如何,韓素音的左傾是一以貫之的。她的不少小說都對英國殖民主義高度批判,而同情東方人:不只是中國人,還是整個「oriental」世界。她曾在香港瑪麗醫院行醫,長期在南洋、東南亞奔走,又下嫁印度人路文星為最後一任丈夫,這都反映她多少有東方主義作風,最後特別鍾情紅色中國,就顯得順理成章。
她在五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定期訪問中國大陸,當時她已經是名氣頗大的世界文藝界名人,而又願意造訪紅色中國,負責統戰國際友人的周恩來認為奇貨可居,高度重視。對大量外國人而言,周恩來的風度翩翩,完全滿足了他/她們對「左翼精英」的想像,其實從這角度而言,就連赤柬殺人王波爾布特,和周恩來一樣都是留法學生,對外人何嘗不是風度翩翩呢。
韓素音每次出入中國大陸,都是通過英屬香港。而每次在香港,為她接待、打點的,都是《大公報》;後來出現了《東方地平線》和《大公報》英文版,後者就成了韓素音的對口單位。我找到六十年代的《東方地平線》月刊,經常都有韓素音親自投稿(通常都放在第一篇文章以顯重視),有這樣的奧斯卡電影作家級數的世界名人坐鎮,難怪周恩來也很滿意。
每次在香港,韓素音都會進行一些熱身活動,例如曾經在大會堂公開演講,據說座無虛席,《大公報》為她安排廣東話即時傳譯,雖然她的中英法三語都地道得無須假手於人。有趣的是,文革期間她讚江青,文革之後她罵江青,而發表的渠道都是香港,而她的聽眾更多都是慕名而來,而不見得真的相信她的見聞。母親進入《大公報》英文版後,每次韓素音在香港的訪問,據說她都有參與,直到八十年代韓素音已經開始過氣,依然如此,那就是前文提及的往事。
韓素音大概是中共歷史上最成功的大外宣工具,主要原因是她和中共之間的利益關係被看作相對(只是相對)平衡:她本身富有,不應太在乎中共的金錢資助;她進入紅色中國前已經全球知名,不像斯諾等記者,需要依靠中共提供的獨家資訊得到江湖地位;她具有中國血統,中文根柢深厚,並非那些輕易被騙又不認識中國國情的膚淺西方左翼。然而換一個角度看,她所求的國際聲明,其實更多,所以雙方的「合作」和互相利用,層次就更「高」。
而在已經國際成名的背景下,韓素音依然願意在中共革命鬥爭最瘋狂的年代、包括文革期間走入中國,稱讚文革是「創造性的歷史事業」,自然奇貨可居,一句話可以頂上一萬句自己人自吹自擂的「大外宣」。由於她連文革也吹捧(令人想起著名西方殿堂級大左膠Noam Chomsky連赤柬也要支持),後來改革開放後,連胡耀邦也寫公開信「溫馨提示」她不要一面倒唱好,以免影響她的國際公信力,可見洋人大師也可以「去得很盡」。
韓素音作為中共重點統戰對象,負責統戰她的直接就是周恩來,而《大公報》昔日屬於周恩來系統,自然也要負責將韓素音繼續捧為國際大師,待遇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無異(後來真正的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自然得到中共更高、更「個人化」的待遇,而居中接待、穿針引線的其實又是《大公報》,有機會再談)。而韓素音對周恩來的崇拜,遠遠超過了對毛澤東,明顯滲入了若干私人感情。在她筆下的《周恩來傳》,周恩來被形容為「一位世界罕有的為人」,「就人格品德而言,拿破崙和羅斯福都不能望其項背」......,大概連中國大陸的官方作家,都寫不出這樣的話。
儘管如此,西方國家對韓素音縱然充滿批評,但同時也並沒有簡單將韓素音歸入一般「洋五毛」看待。不少傾向自由派的西方文藝作家、學者、評論家都曾高度肯定韓素音的作品(的文學一面),一般五毛不可能得到這種評價。例如英國哲學大師羅素也說過這樣的話:「我花一小時讀韓素音作品所獲得的對中國的認識,比我在那個國家住上一年還要多。」為甚麼中共這麼重視「國際友人」,這就是他/她們的威力所在。
韓素音晚年對六四事件也頗有批判,她寫的毛澤東傳、周恩來傳,雖然都是表達支持紅色中國的主旋律,但其實也有若干「敏感」內容,在中國大陸中譯版被完全河蟹。然而在中共而言,這反而更增韓素音的影響力,韓素音自然也很知道尺寸。到了韓素音高齡病逝,中國還有以她命名的翻譯獎作為紀念,相信能夠為中共發揮更大影響力的「國際友人」,就只有另一位「中國人民老朋友」、影響更惡劣的基辛格博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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