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138】鄧小平南巡：香港由國際港變回一邊倒的關鍵？
Added 2022-12-19 05:01:59 +0000 UTC八九六四事件後，國際社會紛紛制裁中共政權，歐美等國政府，以及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均暫停提供貸款予中國大陸。[1] 不少外國企業對中國政治及法治產生疑惑，即時暫停不少投資項目。國際社會一系列對制裁當中，影響至今的包括高科技禁運及武器禁運政策。[2] 一時間，配合蘇聯、東歐共產陣營土崩瓦解，大有山雨欲來之勢。
當時不只外國商界，就連香港商界及社會各界亦對中共再一次產生強烈不信任，香港社會進一步加速了移民潮。[3] 在中共黨內，亦因六四事件而出現了質疑改革開放的大量聲音，黨內改革派與保守派又開始鬥爭，如1991年2月15日，上海《解放日報》「皇甫平」(即《解放日報》黨委書記周瑞金)撰文，支持繼續推行改革開放政革，引起「姓資姓社」的論戰。
為壓抑黨內保守派勢力抬頭，給予國際投資者、乃至港商對投資中國大陸的信心，鄧小平於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期間，以「普通老百姓」和實質最高領導的身份，「南巡」中國南方如深圳、珠海、廣州、上海等地，發表一系列講話，包括「中國只要不搞社會主義，不搞改革開放、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條路都是死路。」、「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誰不改革，誰就下台」等，及後在香港政界，不時都會聽到這樣的政治口號。
「南巡」的一系列講話，扭轉了中國大陸走回計劃經濟的可能性，當時已在中國投放一定資本的港商、臺商覺得可以觀望，就繼續投資中國市場。而國際市場亦透過港商及臺商提供的資訊及聯繫網絡，慢慢放棄了制裁，再一次進入中國市場。然而這個中國市場，已非1989年前社會氣氛較為開放的中國大陸。六四事件後，中共訂定一系列新法規，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進一步強化出版物、電視、網絡審查制度，壓制集會、結社和言論自由。從此，中國的社會政治文化與經濟之間，有一條更清晰的紅線將兩者分開，此後外商到中國大陸投資經商，均形成自我防禦機制，拒談政治與文化，或是自願交出討論的權利，甚至發展至後來必須主動表態的行為。
香港和香港商人，在這段關鍵時期，其實是具有討價還價的議價能力的，但最終因為種種原因，不但對香港主權移交的結局和方式改變毫無爭取，甚至成了協助中國大陸突破國際制裁、軟性宣傳中國大陸「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須分開」的大外宣工具。英國首相馬卓安成為六四事件之後首名訪問中國大陸的大國領袖，導火線就是港英政府希望爭取中共政權支持「玫瑰園計劃」，而玫瑰園計劃卻是以基礎建設取代了英國對香港人的政治責任，結果就連英國的對華短暫強硬外交也因而終結。
香港商人的歷史抉擇，令他們短期內成為中共的高級統戰對象，在香港主權移交前後待遇甚好，也獲得了不少在中國大陸經商的特權，結果香港的國際地位卻逐步被轉向為一邊倒，構成今天的結構性依賴。從這角度看，鄧小平的「南巡」，對香港大歷史的改變，可說影響至今。
[1] M. Thakur, eds. (1997).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Concepts & Cases. New York: Tata McGraw-Hill. pp.404-405.
[2] Wendell Gordo. (1994). The United Nations at the Crossroads of Reform.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p167.
[3] As pessimism grows in Hong Kong, so do fears of potential exodus. The Japan Times, Date:23 September 2014.
▶️ 延伸視頻：龔小夏博士：江澤民容忍香港的有限度自由，為了甚麼？（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9wB-Zj08W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