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媒吹噓了兩年的「動態清零」奇招政策一夕間崩潰,似乎以為反正全世界都已經「與病毒共存」,中國自然也可以。殊不知中國一直批評西方的「向病毒投降」,根本不是西方「與病毒共存」的真正政策:人家是做足準備之後精準抗疫,才「與病毒共存」,反而中國在毫無準備下真空開放,才是徹底「向病毒投降」。
究竟兩者的差異在哪裏,其實毋需醫療專家指點,憑common sense,也能一覽無遺,以下是教材級的十大不同,究竟哪一個體制比較理想,任何有獨立思考的人都會得出自己的結論:
1. 西方「與病毒共存」之前,不斷研發各個世代的有效疫苗,掌握了病毒變種的趨勢,到了全民接種率到達合理水平,才逐步解封。但中國卻以「愛國主義」高度,只鼓勵國民打國產科興疫苗,而科興被不少實驗證實效用遠低於其他疫苗,而且就算不是完全無用,有效期也很短,更對新變種毫無抵抗力,結果全民在開放之時,就幾乎沒有任何免疫力,只會死傷枕藉。
2. 西方特別著重對高危族群接種疫苗,不少老人院甚至是強制接種,以求開關時最需要保護的一群,得到最妥善照顧。但中國並沒有同等重視程度的接種計劃(哪怕是科興也沒有),最多資源反而浪費了做一日兩次的全民核酸檢測,而這種檢測對預防無用、對免疫無用,除了協助政府監控人民、讓一小撮人自肥,完全是資源錯配。
3. 西方的病毒變種在Omicron後逐步減弱,死亡率低於流感,於是全民逐漸解除一切戒備,生活如常,經濟復常,Omicron被視為病情終結變種。但在中國大陸,由於被人為封城了兩年多,但人民卻依然未有免疫力,所有變種反而在解封之時同期出現,不但比單一變種出現時兇猛,還可能誘發出現西方也未有的新變種。
4. 西方的經濟復原是按部就班,同時也轉型了不少業務永久性地非實體進行。但中國同時在進行「共同富裕」一類集權式經濟「完善」,任何經濟轉型、乃至本來的經濟行為,都可能成為打擊對象,令經濟復甦失去民間動力,也沒有法可依,只能全靠由上而下的指令。結果令經濟活動和正常日常生活出現兩極的絕對對立,這卻是其他經濟體所無。
5. 西方在疫情減輕、確診者和流感確診無大分別時候,才不再公佈確診數字,因為已經無需要。中國卻剛好相反,在疫情最高峰、死亡率最高峰、醫院和殯儀館都不能再承受新案例的最關鍵時刻,偏偏停止公佈數字,只會令社會進一步恐慌。西方公佈的數字無論多或少,起碼人民會相信真確性,但中國官方公佈的數字則毫無公信力,民間反正都會自己報,更何況現在連公佈也拒絕,自然令人更驚惶。
6. 西方「與病毒共存」之時,早就預備好各種應急藥品,市民不會恐慌到不斷搶購止痛藥或特效藥。但中國藥房明顯沒有這樣的準備,民間自然掀起搶購潮,連帶禍及其他國家。
7. 西方由封關到共存的過程,都有全民參與討論,專家暢所欲言,整個過程互動、透明、公開,以科學和數據決策。但中國第一天開始,就將抗疫上升到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路線之爭,要以中國獨創的「動態清零」證明「東升西降」,一切懷疑「動態清零」的聲音都不敢發聲,甚至會面對刑責。改變政策的黃金機會一百次又一百次錯過,舉國體制缺乏監督、一言堂、千人一面的弊端,表露無遺。
8. 西方在抗疫的執行過程中,對涉及利益的公司都有公開監督,民選議會也有能力進行監察,雖然也會出現資源分佈不均的情況,但起碼有法可依。但中國的核酸檢測生產商卻以政治正確之名,無法無天,公然賄賂地方、醫護官員的證據越來越多,利用高層好大喜功心態牟取私利、延誤抗疫大局的醜聞,遠比西方致命。
9. 西方資訊透明,民眾可以隨時參考其他地方的抗疫進展,互相援引,人民也有選擇自由,可以離境。但中國封城期間不容許「惡意出境」,甚至有不少拿護照出國也被逼折返的案例,令中國疫情成為全球孤島,全世界的常態對中國再無參考價值,中國人民也沒有其他選擇,結局只能是攬炒。
10. 西方對抗疫這類全球議題,始終存在對科學的信任,因此世界衛生組織(WHO)和總幹事譚德塞就算公信力存疑,也始終能肩負起協調作用。但中國因為一直努力滲透國際組織,一切政治掛帥,對世衛和譚德塞的信任程度反而更低,認定一切都是西方陰謀,失去一切信念和理性之下,行事只會越發偏離common sense,到了瘋狂極端,這在中共歷史上不斷出現。
可惜的是香港本來屬於正常理性的陣營,現在卻慘被綑綁發瘋,連一眾本來正常的醫療專家也變得失去靈魂,只能對中國大陸的極左作風進一步推波助瀾以自保。假如「大躍進」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動態清零」一役,恐怕就是一九之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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