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 418】「馬可孛羅俱樂部」：冷戰兩大陣營的默契
Added 2023-01-28 15:01:01 +0000 UTC「馬可孛羅俱樂部」出現後，香港各方勢力得到一個「平台」，去和立場上屬於敵人的人「和諧共處」。須知在中共政權搞改革開放前，無論是五、六十年代，還是文革前期，都處於與世界接近完全封閉的狀態，香港已經是唯一可以透氣的白手套。對中共由「一邊倒」倒向蘇聯，到與美蘇都交惡，到反而成為美國盟友，這階段的戰略轉型，香港居中的國際關係角色，也不能低估。
某程度上，當周恩來體系的新華社香港分社決定搞「馬可波羅俱樂部」，就已經暗示不會再和蘇聯綑綁；至於是否成為西方盟友，就待價而沽。這訊號釋放之時，表面上文革處於風風火火，中國官員滿口都是革命語言，香港更剛爆發「六七暴動」，但在檯面下，其實雙方都急需破冰。
這段破冰期間，《大公報》社長費彝民是中英雙方其中一個管道。他一方面和周恩來有直線電話，另一方面和港督也有直線聯繫（參見關於五十年代「大公報案」的分享），這才是他的真正價值。但檯面上，他是「六七暴動」「鬥委會」副主委，港英卻不會認真看到這樣的神主牌，也沒有在「六七暴動」期間關閉其實天天發表「煽動刊物」的《大公報》，因為雙方都是明的一套，暗的又一套。後來港督麥理浩首次到北京就香港主權移交探路，又是首先通過利銘澤、費彝民傳達機密。
雖然「馬可孛羅會」和費彝民無關，卻和《大公報》英文版緊密合作，而英文版則是以費彝民之子費大龍為經理，所以還是那回事。母親說在六、七十年代，《大公報》英文版銷量雖然很低，但在香港的外國人每週都會由代表購買，「知道使唔使著草都係睇佢」，因為那是整個香港、乃至整個中共政權影響所及唯一的一份英文媒體。
物以罕為貴，自然也出現了今天看來難以理解的價值。
雖然「馬可孛羅會」是新華社策劃、親共名流陳丕士律師出面搞，但西方陣營除了主動配合參與其中，還會反客為主，主動「做工作」。母親說，例如美國駐港總領事館邀請過她參與不少活動，當然她會「自動自覺」申報，而美方自然也假定她們會申報，一來一回的訊號，就可以供詳細分析。
這解釋了後來出現的《維基解密》一類來自外交官資訊的平台究竟是如何運作：其實外交官的日常職務，就是有理無理天天「會見各界人士」，然後寫報告，不過當年未能太明目張膽，「馬可孛羅會」就可以供「會員」之間「合法」交往。因此，在《維基解密》可以看到不少香港建制派向美方提供「情報」，其實相信絕大部份都是經過程序、乃至刻意放風的。
不過假如居中失去判斷力，乃至想多了、越陷越深，下場就可以很不妙。例如《新晚報》總編輯羅孚，據說身為黨委書記，曾經「攞正牌」與「美國朋友」交往，最後卻連累自己身陷撲朔迷離的特務案。當然，沒有這方面訓練的人更容易產生悲劇，何志平醫生是更好的例子，不贅。
除了美國總領事館，記得小時候，也有一位日本朋友（不知是領事還是記者）定期會從日本寄信到家，有時還有一盒日本茶葉為禮。我不知道這位日本友人是誰，只知道也是那個網絡之中，而母親曾經學過簡單日語，雖然基本上全都忘掉，但相信也是當時交際應酬需要而學。到了最後，究竟是誰「統」了誰過去，從來也很難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實從來都是那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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