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 427】費家朝代的終結：《大公報》「二次奪舍」的背景
Added 2023-02-06 15:01:02 +0000 UTC假如張季鸞時代的民國《大公報》是輝煌時代，到了1949年後被中共「一次奪舍」，1988年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病逝後，就可以看作是「二次奪舍」。在中共角度，這可謂「唯物歷史發展的必然方向」，但對今天在「新香港」「留下來的人」而言，卻必須有心理準備。
雖然《大公報》被「一次奪舍」之後，本來張季鸞的自由主義「三不」辦報方針，已經蕩然無存，變成中共中宣部控制的實質機關報，但起碼在英屬香港，保留了「特事特辦」的彈性。文字上由功力深厚的左翼南來文人主導，政治上有直屬周恩來、來自舊上海「海派」作風的費彝民主理，外交上有中英兩國容許作為實質外交機構的特殊地位，起碼依然有不可取代性，也不無可讀之處。
但對中共而言，這段時期長達四十年（1949-1988），其實一直都是「一國兩制」那樣的權宜之計，只是因為客觀原因，才容許《大公報》維持一定自主權。正如民國《大公報》的靈魂是張季鸞，這四十年的靈魂，自然是社長費彝民。特別是周恩來在生時，他的身份儼然中國外交部駐英屬香港特派員，得到各方高規格重視，地位遠超一個普通的報社社長。但這不代表沒有暗湧，也不代表費彝民得到絕對信任。
中共的根本信條、唯一信條，就是不要信任任何人，只相信組織，而組織又只憑當刻利益行事。就算是費彝民全盛期，如曾經講述，中共派到《大公報》內的「左王」廖某人，已經不斷寫小報告「揭發」費彝民可能「投奔自由」叛變。出身左派傳媒的李怡也曾談及，其實香港一直有人打費彝民小報告，這些報告無事時無事，有事時就會算總帳。
費彝民最被中共小報告詬病的，就是「家天下」。在中共眼中，這是將機構變成獨立王國、培植私人勢力、滋長地方主義的「問題」；而「問題」的嚴重程度，從來可大可小，輕則檢討，重則打倒下獄。究竟費彝民本人有沒有刻意吩咐子女接班接管《大公報》，只有他和家人自己知道。但他栽培兒子費大龍接班的動作就十分明顯，而費大龍也明顯有此意。對此我母親作為他的多年下屬，難得地直認不諉。
費大龍被任命為《大公報》英文版總經理時，並不以英文版為終站，也不以行政為界線，而是不斷嘗試參與編輯部工作，惹得英文版的老編輯非常反感，但他大概覺得這是接班前的實習，很正常。費彝民其實也是一個大公關，不大懂編務，但他很懂得做人，很少過問編輯細節，純粹「抓政治」、做一把手，費大龍就沒有這樣的精明。更致命的是，費大龍除了與英文版的總編輯不和，與《大公報》總編輯李俠文同樣勢同水火。李俠文也是民國時代南渡香港的南來文人，資歷極深，費彝民也一直以禮相待，彼此才表面上相安無事。但費大龍以後備身份嘗試爭權，李俠文就覺得忍無可忍，不斷向新華社投訴，並建議一併「解決」費家的問題。
費彝民另外幾位兒子，在香港都從商、在投資銀行工作之類，名成利就，晉身香港精英階層；費大龍作為留法博士，覺得《大公報》的特殊性全憑老父發揚光大，以為這是家族生意，自己作為長子理應接班，在西方世界或許可以，但根據中國國情，不知道已經犯了中共大忌。這自然是他的幼稚之處，而在那樣的環境，這念頭明顯高度敏感，費大龍卻依然做夢這麼久，大概同事都沒有人敢對他講真心話，甚至對費彝民也是。
這也是一個悲劇。
母親憶述，其實費彝民在周恩來死後，已經不如昔日在報館內一言九鼎，中共從大陸也派多了人來，說是輔導《大公報》，其實是當監督的政委。費彝民玲瓏剔透，自不可能不察覺，於是他又找自己的女兒費斐到《大公報》工作，當社長助理，也就是將一切機密都經由家人處理，以免洩密。費斐是出入周恩來家的子侄輩，根正苗紅，而且外語甚好，到《大公報》純粹是為了幫忙父親。但她的「政治覺悟」遠比費大龍高，也就是對中共忠誠得多，母親和她很熟。後來母親問她覺得《大公報》是國家的、還是費家的，費斐毫不猶豫的說是「國家的」。費大龍卻到死也不太明白，母親慨歎，他是「想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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