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民國時代,中國左中右精英不少居然都是來自英屬香港的皇仁書院,近年香港政界也有不少皇仁舊生成為議員。雖然這兩個時代不可同日而語,但正好反映皇仁本來兼容並蓄的傳統校風,從來都是甚麼樣的左中右立場都有。除了最極端例子,皇仁alumni 身份依然是可以凌駕政見不同的潤滑劑。
在港英時代,最著名擔任立法局議員的皇仁舊生,自然首推「華叔」司徒華,不過要到了他死後,皇仁舊生才在香港特區的立法會「量產」。在2012年的皇仁150週年聚餐,司儀戲稱皇仁是立法會最大黨之一,當時有6位議員:胡志偉、石禮謙、梁繼昌、盧偉國、梁家騮、湯家驊。
到了2017年的155週年聚餐,也依然有6位議員,不同的是由何君堯取代湯家驊。這些議員在議事堂代表不同立場、崗位、既得利益,但在皇仁舊生聚會依然是一家人。不過那時候開始,曾經活躍舊生會的何君堯大概自覺格格不入,已經沒有太多出席這類聚會。記得那年MC有這一句對白:「我地QC出過所有種類既人,有漢奸,又有何君堯......」
這種校友關係在政壇會否有突破政見的作用?自然是有的。
記得在2019年,《逃犯條例》二讀立法會時,胡志偉和石禮謙的皇仁師兄弟互動,出現了政見以外的真性情,頗為感人,很多人都看在眼裡,包括各自的支持者,與及北京的代理人。
當時的委員會主席是石禮謙,當時的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向他哭訴「唔好過」,那一幕相當經典。石禮謙是代表地產界的功能組別議員,立場如何、利益如何,都非常清晰。但在「反送中運動」,他是其中一個關鍵人物,多次明確表示自己個人對條例的不同意、對那角色的reluctance,最終更有默契地宣佈自己未能履行責任,避免了直接沾手。
在《港區國安法》後的「完善議會」,石禮謙是少數沒有過渡的建制派議員。卸下身份之後,他不時和劉慧卿等泛民背景舊同事聚舊,又公開在對方的社交媒體留言,慨嘆「香港已經不是我們認識的香港」。胡志偉被還押期間喪父,一度不獲准出席喪禮,後來輿論發酵下才勉強可以出現在靈堂,當時敢送花圈的非泛民立法會舊同事很少,石禮謙就是其中一個。
「把槍抬高一厘米」,石禮謙做到了。可惜在大時代過渡期的建制派當中,連能夠這樣的人,也是鳳毛麟角。至於「何君堯們」忽然變成「主流」,更是皇仁精神的最大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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