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仁書院早年被稱為「東方伊頓公學」,每年的學生總數遠少於今日,學生卻來自五湖四海,除了由中國沿海各省、澳門過來,還有在香港工作的英國人子弟、葡萄牙人子弟、猶太人子弟、印度人子弟,與及日本留學生。土生土長的香港學生,那時候,反而屬於少數。
日本學生與英國、印度等學生不同,並非因為他們的父親、家人在英屬香港工作而到皇仁讀書,而是專門遠渡重洋來,到這間英屬香港學校學習「西學」。香港早期的翻譯作品,已經是日本接觸西學的最方便啟蒙。換句話說,日本學生大概對皇仁的經歷更認真、更有期望;反過來說他們在校內的存在,也更能提高皇仁的國際地位。
當時皇仁的日本學生和其他學生之間是怎樣相處的?雖然年代久遠,也沒有多少文獻有這方面的記載,但我們還是可以推敲一二。
日本學生在皇仁通常成績優秀,史料有記載不同日本學生得到過「銀筆盒獎」。而無論他們讀中文班、還是英文班,中英文都是他們的外語,但他們依然都能奪獎,反映這批學生的質素,在日本應是首屈一指(日本人的英語到今天都不怎麼樣)。
既然中英皆能,這批日本學生要融入皇仁生活,也不應該有難度。由於英國和日本的友誼在《英日同盟》之前就醞釀多年,皇仁的日本學生相信不會受到任何歧視。其實就算是大清被日本在甲午戰爭打敗之後,中國留學生反而蜂擁到日本留學,可見當時的民族主義情緒,遠不如今人想像般非黑即白。像昨日談過的安廣伴一郎的伯樂山縣有朋,雖然被後人視為日本現代軍隊之父、乃至軍國主義先驅,但他其實卻是主張中日共同讓亞洲壯大、去擺脫西方控制的;類似構想,伊藤博文也有產生過。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作為國際逃犯天堂,也是「自古以來」的事。1874年,日本爆發佐賀之戰,即西南戰爭的前哨戰,一度傳出戰敗的士族領袖江藤新平流亡到香港,於是日本派人到香港追查,情節令人想到大明尋找建文帝的故事。
關於明治時期日本人在香港的生活,近年頗有一些研究發表。他們生活自成一國,日本駐港領事是中心,也負責和兩廣總督、港英總督交往,頗有三角合縱連橫的味道,在港日本學生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長大。可以說對明治維新早期的日本而言,到英屬香港讀書,屬於到英國留學的前哨準備;而到英國留學,象徵了走出國門的國際化里程碑,反映皇仁對日本現代化,其實也有不可多得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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