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 638】新加坡上海書局的香港支部
Added 2023-09-06 15:01:01 +0000 UTC新加坡的上海書局以來自上海的「愛國華僑」為創辦班子，本來不一定會親共，也不一定會和香港拉上關係。他們明確出現意識形態，大概始於1930-40年代，當時不少文人逃避日本侵華，來到香港避難，有些更遠走南洋。
其中一位來到南洋的是左翼出版人胡愈之。胡愈之在南洋認識了上海書局團隊，以愛國熱情、民族主義打動對方，又為他們提供了出版意念、資金和人脈，令新加坡上海書局逐漸成為中共（或起碼中國左翼）在南洋的新據點。胡愈之後來以「民主人士」、「民主黨派」中國民主同盟代主席身份，做到人大副委員長，近世有文件證實他是早在三十年代就被中共吸收的「特別黨員」。他在南洋的工作，在這角度看來，是否也是中共的統戰任務之一，可自行判斷。
（新加坡政府為甚麼至今對華文文化滲透充滿警惕，自然有歷史原因。）
八年抗戰之後的1947年，已經成為中共同路人的新加坡上海書局決定在英屬香港成立支部，也就是「香港上海書局」，負責人正是舅父同學方宗武的父親方志勇。方志勇與新加坡上海書局創辦人陳岳書有親戚關係，陳岳書的兒子陳蒙志在回憶文章中，稱之為「姑丈」，而方志勇也加入了胡愈之所屬的中國民主同盟，成了中共定義的「民主人士」。所以方宗武後來才會和舅父等同期被送到廣州讀書，作為香港愛國家庭的栽培對象（或「質子」）一員。
根據新加坡上海書局的「正史」，成立香港支部，本來只是方便「採購商品」之用。但不久夏衍等左翼文人（之前談過夏衍是葉靈鳳的主要保護傘之一）就以香港上海書局為總部，編輯了一套《現代小學課本》，自此香港上海書局就負責整個集團的出版事業，逐漸發揮了遠比新加坡本部為大的政治、商業、文化能量，再成為左派在香港的重要文化基地。
這發展有其特定時代背景，主因自然是在香港出版華文刊物，比在新加坡容易得多。一來香港有critical mass 的讀者、和大量南來文人作為作者，二來港英政府的文化政策，又比新加坡、馬來亞的英國政府寬鬆得多（這受惠於英國和中共在香港的微妙默契），例如《大公報》被中共「奪舍」後可以在英屬香港公開發行，在新加坡就不可能。
自從陳平領導的馬共發起對英國殖民政府的武裝鬥爭，英國一方面栽培李光耀等親英華裔精英逐步接管權力，另一方面嚴打親共組織和文宣，包括禁止中國大陸出版社的出版物入境，並將之列為禁書。這樣一來，中國大陸、台灣、乃至南洋要自由出版華文書籍，都不容易，唯一左中右言論都可以並存、公開發行的，就剩下英屬香港。
於是香港就成為全球華人文化戰線的必爭之地。
但新加坡上海書局落戶香港之時，中共尚未勝出國共內戰，新加坡的出版空間也未太收窄，已經有這樣策略性的部署，今天看來，似乎很難以純商業行為解讀。後來可以急速發展自然是歷史的特殊際遇，然而當初到香港，大概已經希望為了「大局」，打通這條東亞文化左翼走廊。
須知除了胡愈之等左翼文人 / 疑似中共地下黨員曾到南洋「發展」、活動，東南亞各國的共產黨都和中共關係千絲萬縷。陳平就是不少香港「土共」的偶像，而後來負責領導香港新華社的一些人，更是從南洋共黨直接被調派到香港。
▶️ 張歷君教授：一代真文青瞿秋白成為中共最高領袖的矛盾與掙扎（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4QDfvXEU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