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和美國聯繫緊密的另一原因,在於基督教會的龐大影響力和滲透面。從我的台灣親戚身上,也有典型反映。
話說我一到達台灣之後,經過兩週隔離(當時是疫情高峰),出關後的第一站,就是到台北的濟南長老教會。他們是「反送中運動」期間最積極支援香港的教會,在緊急關頭,收容了不少香港人,對此香港人是應該衷心感激的。不少政府不方便直接出面的工作,都由長老教會義不容辭當「白手套」,結果濟南教會的網站甚至被「新香港」政府查禁。
有關內容,之前訪問過濟南長老教會的黃春生牧師,日內也將播出淡水長老教會鄭浚豪牧師的訪問,有興趣的會員可重溫。
長老教會有這樣的影響力,源自在大清帝國管治時代,加拿大馬偕牧師登陸淡水後的積極傳教(香港的長老會則多是蘇格蘭一支),兼任牙醫、深入原住民各部落,逐漸成為了民間受敬重的權威。無論是大清、日本還是國民黨政府,對長老教會這一股「外國勢力」都能容忍下來,覺得他們的存在,也可以緩和民間矛盾,還能用來迴旋和西方陣營的關係。長老教會在台有見這種空間逐漸出現,開始站在抗爭的最前線,不斷保護不同時代的各種異見人士,認為這才是真正彰顯基督的教義。因此在台灣,長老教會普遍被認為是偏綠。
不過我的台灣親戚並非到長老會,而是到浸信會。
浸信會1836年開始通過澳門,進入中國大陸傳教,在廣東、山東信徒最多,本來在台灣的存在感有限。直到1949年後中國變天,宗教界大舉撤離,一批浸信會領袖到了英屬香港,另一批到了台灣。所以和長老教會1871年就在台灣傳教、有強烈台灣本土色彩相比,浸信會的大中華色彩則較強烈,剛到台灣時,也以針對渡海的外省人為主,被視為「國語系教會」,與台語盛行的長老教會有明確分工。
台灣舅公張忠本在小學開始就參加台南的浸信會,當時他們的父親在國民黨黨媒《中央日報》的高雄站開荒。由於他的兄弟當中,有兩個啞巴小孩(也就是聽障),他們進入了台南浸信會主辦的「台南盲啞學校」,因為政府部門當時還沒有這樣的資源,去照顧各種弱勢社群。舅公跟他們上教會,逐漸自己也受洗成為教徒。據他回憶,浸信會和美國關係密切,牧師來自美國、1949年後才到台灣,美國教會會定期派送物資到台,駐台美軍也會使用軍車接載學生節日郊遊,他首次接觸汽水、朱古力,都是通過教會轉贈美國的禮物。
毫無疑問,這都是軟實力的體現。
後來舅公在教會認識了舅婆,兩人至今都堅持「十一」奉獻,兒子更成了全職傳道人。一方面他很「大中華」,現在非常「深藍」,但同時也非常虔誠,這兩種信仰暫時可以並存,是他的福氣。
無論台灣人的政治立場如何,都保證可以找到自己覺得合適的教會,和西方世界保持聯繫。這種空間,就不可能在中國大陸出現,也似乎不再可能在「新香港」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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