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在舊香港的社會結構,無論外間的標籤如何、支持者和反對者分別有怎樣的高度期望和不滿,香港的「民主派」都絕對是重要持份者,也是舊 status quo 的重要組成部份,這一點無庸置疑。我們用這個前提,再思考誰是「民主派中人」,就會比較容易理解為甚麼入面的「人種」的「好」與「壞」,可以差別如此之大,因為以下四種人是並存的,而且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今天先解構頭兩類,明天再補充後兩類的結構,基本上就是一副完整的圖像:
第一種香港「民主派」是真心以「爭取香港民主化」為終極目標的,也真心相信通過西方民主社會才會有效的「和理非壓力政治」,也就是累積民意、影響輿論、通過聯署辯論、遊行集會等施壓這一套,可以改變北京,令北京讓香港人根據香港人對民主的理解實行民主,並願意盡一切力量,在這個框架內想盡辦法、扭盡六壬去做。與此同時,他們從沒有想過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設立的框架,深信只要「守規矩」,總會有守得雲開的一天。
無論這條路線在今天看來,有多少根本的邏輯謬誤,操作上有多麼不可能,我們必須承認,昔日香港人的政治研判確是相對天真的,也沒有多少和中共政權正面博弈的經驗,所以民主派入面的這一種人,無論是領袖、還是一般支持者,數量都很多。廣義而言,他們都是很真誠的大好人,有理想,願意付出,非常、極端受規矩,儘量希望面面俱圓,卻又甚至不太保護自己,具有殉道情結的戴耀庭教授,可算是其中的典範。對這些前輩、朋友,無論外間怎麼看,我本人是無限尊重的。
第二種香港「民主派」則務實得多,對北京給予香港真民主、或起碼因為民主派採取的「西方式和理非策略」而給予香港人民主這一個可能性,心底裏其實從不相信:沒錯,never。他們知道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不要說爭取甚麼民主,只要可以盡量捍衛目前能夠享有的有限度「鳥籠自由」、令中國因素局限在深圳河以北、起碼不要急速惡化,已經算是功德無量。至於民主化之類的抽象願景,他們早就打定算盤,認為根本不是香港人可以獨力爭取到的,自己能夠做的就是buy time、保存香港人元氣和有生力量、避免被一鋪清袋,靜待時機;時機到來之前,由於和中共政權之間沒有任何bargaining power,只能接受對家提出的一切加碼,哪怕是屈辱的條款,也總好過「清零」。
從這個角度看,他們同樣是有一定使命感的,但賦予自己的真正使命並非「爭取民主化」,而是「維持現狀」,也就是捍衛現有香港社會的超穩定結構。所以他們會很努力 engage 北京也好、特區政府也好、主流建制派也好、商界也好、專業人士也好的所有廣義既得利益者,以求結成一個實質上的攻守聯盟,因為在捍衛香港舊現狀這方面,他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這一類民主派知道必須通過自己的存在,天天表面上和建制派明爭暗鬥,但又要鬥而不破,才能夠令「現狀」維持下去,北京不會太不放心,香港市民的「願景」又依然存在。換句話說,他們雖然知道民主爭取不了、或起碼單靠自己是爭取不了,但也毫不懷疑自己的存在價值,因為沒有了自己製造的微妙平衡,現狀同樣會崩潰,就像此刻「新香港」那樣。一般主流泛民,以我接觸,其實很多屬於這一個光譜。他們也是好人,沒有甚麼私心,而且也作出了大量犧牲。純粹是他們爭取的實質、和口頭的叫價有一定落差,新生代看不慣這種落差,也是人之常情。
但民主派結構當中的第三、第四類存在,就要另案討論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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