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奧運應否政治化」變成相當政治化的議題,評論焦點都集中在杯葛、施壓、反圍堵一類行為,卻忽略了奧運和民族主義掛鈎的本身,其實就不是必然產品。比賽那些「國旗」、「國歌」、「英雄」、「愛國」故事,就都是人為建構的概念。
今天被稱為現代奧運之父的顧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其實是法國民族主義者、多於今天我們定義的世界人本主義者。他復興奧運的導因之一,其實是法國在1870至1871年的普法戰爭大敗,促使他相信加強體育教育是拯救法國的途徑。顧拜旦畢生推動的童軍,本來也為同一目標服務。否則,現代奧運完全可像古希臘那樣,以城市為單位,又或以贊助商為單位。
這裏的民族主義,源自一重建構。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民族主義雖已發揚光大,但民族國家的定義依然有一定彈性﹕除了世界盃容許四支英國隊伍參賽的特例,像澳洲早期參與奧運時是否算是「獨立主權國家」,其實也模糊不清。早期奧運會亦容許跨國運動員組隊參賽,所以在歷史獎牌榜有一些「0.5面金牌」的記載,例如英國運動員可與美國運動員組隊參加雙打。
直到二戰後,現實主義興起,主權國家的定義變得絕對化,競賽場上的民族主義變得更具有排他性。這是另一重建構。
就算奧運到了今天,必須以民族國家(或被容許的行政實體)為單位,為甚麼運動員領獎時,又必須奏國歌?國歌是必須的嗎?
話說「廣義中國」的「國歌」在1896年首次出現。當時大清帝國的李鴻章訪問歐洲,在各國代表唱國歌後才發現大清沒有國歌,唯有清唱一首喜愛的古詩代替﹕「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雲車駕六龍」。雖然不倫不類之至,他卻成了中國史上唯一能在國際場合「自選」國歌的人。
就在同一年,希臘舉行了第一屆現代奧運。要是每名運動員都有李中堂的權利,香港獲獎運動員自選演奏的會是甚麼,今天大家都心中有數,奧運就不難同時成為音樂交流場所。
然而,當儀式變得千篇一律,只能指向硬梆梆的民族主義,這又是一重建構。
民族主義主導奧運,對運動的影響,自然很大。
假如在同一國家內,運動甲有大量優秀運動員,運動乙只有一名優秀運動員,運動甲的專才自然被國家配額制支配。這安排貌似保障了體育弱國的利益,其實它也是一種「平權」,不少優秀運動員不過因為來自同一國,就得不到表演/進步機會。
為什麼運動員的質素不是入場券的第一標準?這再是一重建構。
這些民族主義的建構有必然的邏輯結果,就是讓奧運變成民族國家的政治角力場。歷屆國際奧運會讓比賽變得愈來愈民族主義化,也有必然結果,就是令奧委會成了影子聯合國,得到政治影響力。在這為各國民族主義度身訂做的平台,就是有心人真的要談人權、自由、民主一類普世價值,自然會被受壓的一方視為虛偽。
假如民族主義者否認這平台是他們的平台,同樣宣傳奧運與政治脫鈎,這自然被另一方視為更虛偽。
*改編自沈旭暉《明報》文章
▶️ 奧運對中國隊落敗有情緒反應,會否違反《港區國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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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02 09:56:45 +0000 UTCK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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