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新左派」領頭學者王紹光曾坦言,撰寫《中國國家能力報告》的動機,是為了避免中國大陸像南斯拉夫一樣,在經濟轉型中出現最壞的局面。然而報告發表的同時,就算是中國學者之中,亦有不少學者認為這種新左派的憂慮(和建言)值得商榷。
例如當時與王紹光同在海外的學者楊大利,就曾撰文對《王胡報告》的核心邏輯與實證材料提出反駁。
楊大利認為,首先,「中央政府能力」並不能與「國家能力」劃等號,對中央政府相對能力的衡量,難以反映國家能力的強弱。其次,在上世紀中國中央掌握絕對財政權的時期,依舊發生過經濟失控(如大躍進)和資源錯配(如三線建設)。再次,長期來看,中國中央財政收入相對比例實際在一定區間內波動,難以做出「中央財權會持續削弱」的判斷。最後,將中國與南斯拉夫作比較是否合適本身就值得討論,因為中國並非南斯拉夫聯盟的複刻,卻相對中央集權得多,而究竟哪些因素的異同會讓中國步南斯拉夫的後塵,報告並未闡述清楚,可謂並未符合「比較政治學」的根本要求。
不過重要的是,《王胡報告》發表後,引起中國高層足夠注視,北京隨即推出「分稅制」改革,以強化中央財政權。直到今天,「地方勢力」總是讓北京神經緊張的存在。《王胡報告》以南斯拉夫解體為前車之鑑,論述中央集權之必要性,這一思路在學界或許還將持續存在爭議。但近年來,習近平在經濟「改革」的同時,已全面延伸中央權力範圍,各地固有權力板塊紛紛隨著所謂「老虎」被打落而重構。由此觀之,中央確實力圖避免「南斯拉夫因素」在中國出現,並以此原則調控地方財政大權。
一般讀者自然會問:這報告發表至今已經三十年,中國還沒有步南斯拉夫後塵,為甚麼還要閱讀?
這答案是多方面的。
習近平的「中國夢」有強烈的中央集權、或起碼是資源重組傾向,對地方勢力憂慮,這固然是一部份。但對我們熟悉的香港,或有其他絃外之音。「特別行政區」這一個行政編制,正是地方財政獨立的例子。理論上,無論「新香港」政府每年坐擁多少財政盈餘,也無需向中央交一分稅,並能制定自己的理財原則。像楊大利主張的觀點,大概傾向認為香港的現狀,論證了《王胡報告》的不足,反映「中央-地方財政權分配並不必然影響國家主權穩定」,因為香港的經濟體制大力促進了中國改革開放,而即便到了《港區國安法》之前,北京依然力主香港審慎理財,對香港財金體系的方針依然以穩定為主。
但極端保守派的觀點則認為,南斯拉夫的例子,可以反證香港所謂「外國勢力」處處,地方財政尾大不掉,容易被利用為影響國家金融的突破口,因此應該以所謂「適度有為」的施政理念,將香港財政體系進一步納入全國系統,以其他方式達到地方向中央交稅的實質效果,以換取中央進一步提供經濟融合機遇。
最後這場「南斯拉夫化」辯論究竟是數據說了算,還是抽象概念說了算,本來還有點懸念。到了現在,自然一清二楚。
*改編自沈旭暉《信報財經新聞》文章
▶️ 上一個世紀喪禮:南斯拉夫強人鐵托喪禮,為何全球左中右最高領袖都要集體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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