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拉尼(Yuval Noah Harari)大概是福山、亨廷頓之後,最成功的普及社會科學學者,他的《今日簡史》系列不但暢銷全球,而且成功 set agenda,令人普遍相信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會根本改變國際政治、國內社會的一切遊戲規則。這些年來,一度打算以未來學「深化」國際關係的基本範式,就很受他的影響。
那究竟他相信 / 不相信甚麼?
不久前,哈拉尼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警世文章,無論是對人類的未來、還是香港人的未來,都很有啟發。
先說結論:哈拉尼的立論簡單直接,就是認為人工智能正在摧毀民主。
其實,這和我們不斷警告的互聯網演算法霸權息息相關,只是他再進一步,正面推論到終點,而一般學者都會對推論過程中的留白保持懸念。
那為甚麼他有信心作出這樣的結論?這就是源自他對民主條件論的理解。而這些理解,其實對我們昔日在香港對民主的理解,有其微妙差異。
記得當舊香港還可以討論民主化進程時,最初的保守聲音除了北京,就是來自工商界,他們擔心民主會犧牲工商界利益,儘管西方的例子通常剛好相反,都是工商界可以通過競選工程壟斷政治。不過這種憂慮背後的原因,卻是學界有一定共識的:民主必須在某些共識存在的前提下才會有效,否則大家的一切太過南轅北轍,民主就只會帶來撕裂。
這種「共識」,可以是對經濟的共識(有錢人不能單純壓榨窮人、窮人也不應盲目對富人共產),可以是對政體的共識(可以有君主、但不應該容許任何人不受制約),可以是對公民身分的共識(例如不能讓境內沒有公民權的外勞投票),否則就連誰可以投票、為甚麼要投票之類的基礎也沒有,就算有了投票結果,也沒有任何意義。舉例,要是以色列境內的佔領區的巴勒斯坦人可以一起普選政府,以色列作為一個猶太人國家就不會存在。
哈拉尼認為這種共識,不一定是事實,更重要的是建基於對共同知識】資訊的認知之上。因為每一個人所認知的「事實」,其實都是根據他接收了甚麼,只要大家收到的信息一致,就會有了民主的基礎;沒有被廣傳的資訊,自然會成為陰謀論、成為cult。雖然他沒有直接說,但從前文後理,可以理解他並不相信絕對的真相,而是相信只要有途徑讓大多數人對事實存在了基本共識,就可以支撐起民主制度。
基於上述理論,哈拉尼認為古希臘、羅馬的有限度民主已經是當時民主制度的極限,不是因為不同階級有不同立場,而是當時的訊息傳播工具只可能讓一小撮人對「事實」的掌握存在普遍性。如果當時放寬到全民民主、一人一票,而一般人所認知的「事實」,卻又只能靠道聽途說的耳語運動,那誰創作的故事動聽,誰就可以壟斷「事實」,從而壟斷通過民主政體產生的政權。
根據同一理解,他認為工業革命之後西方出現大規模的民主化,關鍵也不是經濟結構、意識形態等等的改變,而是科技發展促成大眾媒體興起,報紙、雜誌、電報、然後還有電話、電台、電視紛紛產生,都令每一個國家的人基本上都會關注同一類事情,因為資訊就是那些。這才是民主化的最大條件。既然對甚麼是「事實」的認知沒有大偏差、沒有大爭議,大家都是建基於同一批事實、進行不同立場的討論,民主就可以有效運作,反正有了結果,就會解決同一批問題。
如果這是民主化的基本條件,那現在是否民主正在退潮?這是短期逆流,還是大趨勢的先聲?
(待續)
▶️ 在舊香港舉辦會所飯局,Chatham house模式與公海演說之別,望超越演算法及網絡時代維持理性討論;堅離地球頻道改革與會員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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