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種種內政外交施政,都和傳統精英潛規則迴然不同,到底是美國偶然出現的特例,還是源自早已根深蒂固的觀念,只是把植根於美國人的另一面發揚光大?
1963年,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家霍夫士達特(Richard Hofstadter)出版了經典著作《美國的反智傳統》(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詳細解說美國人的「反智」一面,出版後接連獲得普立茲非小說類獎、愛默生獎、希爾曼獎等文壇獎項。自從特朗普第一次當選,此書恰巧成為閱讀現今美國局勢的參照,中譯版也已經面世,可見六十多年前的研究,依然有實用價值。
霍夫士達特作為冷戰初年的典型知識份子,面對的一方面是二戰後甫成為超級大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上,皆步入黃金時代的美國,另一方面卻是以反共之名橫行、針對知識份子和精英的麥卡錫主義時代。這樣的反差,不比今天的特朗普時代少。霍夫士達特在著作中,將美國不少普羅大眾這種對知識精英、乃至純粹學術和抽象思辯的漠視與敵視,稱為「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並提出了如下問題:到底美國這種反智傳統,是怎樣形成的?
根據作者對美國由立國以來歷史發展的考察,本書指出美國的「反智」,並不是一時偶然出現的民粹傾向或現象,也未必是純粹非理性的盲目躁動,而是在歷史發展積累而成的思想傳統和取向,根本是美國人「民族性」的一部份。
這是因為美國的立國,一開始是基於十三殖民地移民對英國殖民者統治的不滿和反抗,到了十三殖民地成功脫離英國獨立,美國人就產生了一種「美國例外論」,認為自己成功立國,是和作為舊世界的歐洲迥然而異的特殊經驗。在美國人眼中,「舊世界」歐洲是守舊、落後、腐敗的,歐洲貴族對平民的剝削和壓迫是不可取的,剛立國的美國人面對美洲大陸的自然、蠻荒環境,亟重視實踐和具體成效,這一切都強化了美國人著重實利、具體經驗和直覺,輕視抽象思辯、理論和主義。
換句話說,美國的立國經驗,令崇尚平等、實利,成為美國人的思想傾向,這影響了《美國憲法》重視人民平等權利,後來在教育和經濟發展上,美國人都顯示出著重具體應用、輕宏觀思維的特性,令美國的政治和社會發展以純樸、勤奮、踏實、沒受過高等教育的平民為主體,知識分子卻淪為邊緣群體。
及後美國經濟崛起,商業文化的蓬勃發展,雖然令美國優質教育得到更多經濟支持,令美國逐漸成為世界級名校林立的精英培訓地,卻同時加強了全國對理論和抽象思維、乃至知識精英本身的輕視。
可以說,這種精英Vs反精英的二元對立,也是美國傳統的一環。
霍夫士達特特別強調,逐漸被確立為美國「主流」宗教信仰的新教福音派,對強化美國的反智傳統,有特別巨大的角色。新教福音派輕視神學思辯和考證,著重個人與上帝的直接關係、情感和經驗,相信為促進「人神關係」,信徒要持續敬虔操練和實踐,令美國人進一步輕視理性思考。
他認為美國新教福音派體現了一種「原始主義」(primitivism),將宗教信仰視為個人通過直觀經驗、與上帝的直接溝通,而不是理性對上帝的論證或思索,結果在美國,「只要宗教是屬於心靈(heart)與直觀(the intuitive qualities of mind)的領域,則理性就無用武之地、或是被看成較低下,因而變成是無意義、甚至是危險的。」
*改編自沈旭暉《信報財經新聞》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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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17 10:13:17 +0000 UTCFrank Wong
2024-09-17 02:24:07 +0000 UTCVikki Wong
2024-09-16 21:16:23 +0000 U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