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這種在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反智傳統,既然輕視理性思辯、人文素養,自然不難催生出民粹主義,和動輒對知識份子的攻擊與壓迫,五十年代的麥卡錫主義,其實頗有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因子,可謂典型。當時美國剛成為二元對立世界觀的其中一個超級大國,國內反共主義盛行,於由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為代表領軍人物,不時捕風捉影指控各界精英「通共」、「叛國」,不少業界都出現了「黑名單」,瀰漫一片白色恐怖,最終在五十年代末期息微,但影響其實持續至今。
但這並非純然負面的存在:雖然本書作者霍夫士達特面對當時知識份子被麥卡錫主義壓迫的困境,視這美國人的反智傳統為「視野狹隘、對現狀認識不清、任由某種情結與情懷無限發酵,以及對於智識、發展與進步的害怕、複雜情緒」,對此嚴加批判,但與此同時,他也指出繁榮發展的美國引以自豪的民主政制和商業經濟,其實也得益於這種反智傳統推崇的大眾平等、實用主義取向。
這是因為反智傳統的背後,畢竟也有對平民大眾、平等權利、具體生活經驗的重視,令美國人都自我感覺良好、對自己的個人存在價值充滿自信,因此才能鞏固美國的憲法和民主制度,也令美國教育系統有意促進教育普及化,培養的學生都普遍具有大眾謀生技能、和對生活經驗的判斷力。
美國成為超級大國,這一面的貢獻,同樣必不可少。
不少當時有代表性的論者如特納(Edward Tenner)、帕克(Henry Bamford Parkes)等均指出,霍夫士達特在《美國的反智傳統》,呈現了一種矛盾、複雜的心態,一方面無法否認當時美國的強大與繁榮,但又無法忽視知識精英並沒有多少持份、乃至成為犧牲品的狀況。他雖然承認,知識份子往往傾向於為符合自己一貫的觀點和思想,而不惜修改、歪曲經驗事實,但同時深信知識份子的專業知識、和對公共福祉的關注,對推動社會進步,卻也不可或缺。
這正是不少精英心底裏的矛盾:既不希望自己太「離地」,對學院派的象牙塔生涯不無反思,卻又認為正是「不屬於普羅大眾」的知識精英身份,才具有引導群眾的獨特功能。美國近年的精英Vs反精英二元對立,其實也體現在不少精英身上出現的性格分裂。
七十年後的今天,這本書除了對理解特朗普時代的美國社會毫不過時,對我們的東方社會,也不無啟發。數十年前,余英時教授著有《反智論與中國傳統》,正是受本書的感召;而正如《美國的反智傳統》一書的中譯者、台灣大學政治學者陳思賢所言,此書有助糾正東亞社會過份「尚智」的傾向,能讓知識份子更關心具體生活處境,轉化為真正的「公共知識份子」。
事實上,「中國例外論」和「美國例外論」一直互相輝映,東方社會一方面推崇學位、知識,另一方面又不時出現針對精英的大批判。這樣的社會割裂,正在互聯網時代的今天,完全浮現。
*改編自沈旭暉《信報財經新聞》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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