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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深度評：經典復刻 🇨🇳🇸🇬】曾經的開明？鄭永年教授與「廣東模式」（上）

Added 2024-10-22 07:01:01 +0000 UTC

究竟甚麼是、究竟有沒有所謂「中國模式」，學界莫衷一是，也不可能有共識。習近平上台之前，當時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鄭永年教授經常推崇「廣東模式」，一度令人覺得中國有另一個可能性。鄭永年當時雖然在新加坡工作，但在中國學界、政界同時也十分活躍，是被不少官方重視的智庫的核心顧問，據說曾經的廣東一把手汪洋視之為自己的「國師」。今天雖然一切明日黃花，鄭永年也不再提倡那條路線，但依然值得我們重溫這一頁。

十多年前的2012年，鄭永年在《鳳凰周刊》刊登「廣東改革與中國的未來」一文，系統性梳理自己對所謂「廣東模式」的分析，認為過去十數年廣東總結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可歸納為三方面：「經濟轉型」、「社會改革」及「行政改革」。這些面向，除了有助理解中國當時發展的脈絡，對前習近平時代的外交轉型、國際定位，都有啟示，我們可以簡單介紹如下：

1. 經濟轉型

鄭永年認為，「廣東模式」最吸引的口號是「騰籠換鳥」，即把原先附加值低、處於產業鏈底端的勞動密集型與資源密集型產業，從廣東省核心產業區（珠三角地區）遷移至周邊，而在珠三角地區引入技術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產業。

在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眼中，產業布局是市場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所以「產業政策」本身便帶着違反市場規律的原罪。但「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無一不有賴於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廣東「騰籠換鳥」也是基於這經驗。

鄭永年認為實現經濟轉型，重點在於把握國有與私有經濟各自的界限，「廣東模式」作為一種「混合模式」，是把國有經濟的社會保障功能，跟私有經濟的提高生產力作用進行「有機結合」，可以令經濟轉型時兼顧社會穩定。這與西方主流經濟評論習慣把其中一項視為主導力量，不相信政府與市場真的能有機結合，自然截然不同。

2. 社會改革

鄭永年指出，「廣東模式」的社會改革包含三方面的內容，即社會制度、社會管理及社會參與。

社會制度建設方面，他主張政府的目標應該是主力醫療、衞生、教育、房屋等社會公共資源建設，為消費型社會提供基礎，從而讓廣東經濟在國際經濟起伏中更有韌性，也就是扶植中產階級落地生根。

社會管理方面，廣東經濟發展過程中湧現大批民營企業與中小企，他認為政府除了主導政策，也會適時向企業「分權」，具體表現為精簡行政審批手續等，使後者擁有一定自主管理權。

在社會參與上，廣東順德的公共決策諮詢機構設置，被鄭永年視作「新加坡制度」的成功借鑑，例如順德市黨代表與人大代表落區聽取民意，就有新加坡議員的落區服務（meet-the-people sessions）影子。

這些有限空間，今天隨著習近平大權獨攬、一左二窄，自然一切打回原型。

3. 行政改革

鄭永年認為「廣東模式」還有「行政上的創新」，也就是嘗試理順黨政關係。再以順德市為例，他指出當地黨政「合署辦公」，精簡政府機關的同時也精簡黨組織，把政黨納入小政府改革範圍，這是廣東行政改革的「重大突破」。西方主流政治學理論自然對中國黨政軍結構有所質疑，認為是不能制衡的典型，但不少中國學者則反而認為「三權合作」沒有甚麼不好，黨政分家才是架床疊屋。

對順德市試圖實踐地方政黨合一，鄭永年認為這是參考了新加坡行政經驗，順德作為縣級市，是行政意義上的「第一線」，需要極強行政能力與效率，而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正是如此處理地方事務。

究竟鄭永年提倡廣東模式，當時有甚麼具體考量？新加坡學界又怎樣看這些在眼皮底下發表的言論？

（待續）

*改編自沈旭暉《信報財經新聞》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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