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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深度評：經典復刻】學術官僚化：一個又一個笑話（二）

Added 2025-02-15 07:01:01 +0000 UTC

「學術官僚化」這現象自然不只發生在英國，事實上，歐美、香港、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界，近年都出現這一傾向，而且背後頗有文章。

例如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著名人類學家David Graeber曾在《泰晤士高等教育》雜誌專訪表示，官僚化背後的核心思想，其實是「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各種頻繁的表格填報、進度匯報，都讓「組織成員」（其實理論上是學長）疲於奔命，因而不再有時間精力思考、甚至反駁這種機制背後的不合理之處。

具體到高等教育界，Graeber認為這反映大學權力的「範式轉移」：從原先的「平級自治」，轉變為「垂直負責」，各院系的一把手在院系內的權威提升，學校領導層和管理層的權威更得大量加強。一些行政人員對教學毫無熱情、也毫無知識，但正因如此，在忠實捍衛官僚機器的權威後，也會獲得長約，繼而反客為主，對學術員工毫不賣帳，就像一些學校被負責撥款、籌款的「家長教師會主席」綁架一般諷刺。

學者要應付這官僚體制，要是還有能力兼顧體制外的遊戲，往往是天才；而天才，卻是不會甘心長期被這樣的官僚體制束綁的。

在這個基礎上，Graeber進一步批評「學術官僚化」的根源，在於現代社會對高等教育機構的認識，發生了根本轉變。

數十年前，「大學」本來是「院系教授群體」的代名詞，一些管理概念一團糟的左翼學者（例如福柯）都可以當系主任；但今天，這一機構則被高度公司化，「專業」管理層以「經營」的方式，來維持學校下設各機構的運作，計算「投入／產出比」，強調投資價值最大化。

此外，高等教育機構日益重視集資、地產開發建設等不與教學研究直接關聯的活動，這些需求，都讓校方更傾向採取官僚化的管理模式。現代通訊技術的發達，也為大學官僚化提供了技術支持：各類報表、時間管理軟件和匯報系統，都從商業公司遷移至校園。

Graeber在訪談中最令人思考的，還有以下我深表認同的觀察：基本上，所有大學教授都認為上述官僚化的管理機制浪費時間精力，完全無聊，「讓我們越來越花時間評估研究，而不是做研究」。然而，我們鮮有聽聞來自大學內部對學術官僚化的高調反抗。

Graeber相信，這背後也有來自教研人員的原因：

首先，對於晉升的追求，是讓不少教研人員服從官僚化管理的關鍵；其次，根據《泰晤士高等教育》調查，不少教授居然認為：「填表被視作從辛苦的研究中短暫解脫的方式」。這是因為官僚主義和量化評價雖然無聊，但從機制上，畢竟讓人有一種「公開透明、公平可靠」的「印象」，背後即是「理性主義」對管理實踐的深刻影響。

真正的學術研究，往往意味著極端的不確定性、高風險和高挫折感，這時候，「學術官僚化」，就適時扮演了變相解壓的角色，只要當事人精於「學術官僚化」的遊戲規則，起碼可以獲得確定的工作「滿足感」。

因此，從宏觀結構層面看，「學術官僚化」必須放在社會商業化、理性化的背景，這趨勢短時間內無疑難以逆轉。「行政管理」作為大學運行的一個環節，在今天確實不可或缺，否則大學內部運作混亂，同樣不利於教學研究。University of Derby教育學教授Dennis Hayes就建議，應該提高行政管理隊伍中的教學人員比例，至少在「行政管理」這門學科，行政人員可提供第一手經驗，也算間接發揮了官僚化的價值。

Graeber則是積極的行動派，建議教授和學生進行跨校聯動，發出「去官僚化」的聲音。本地也有不少同僚提出，應該把大學員工分類（例如「高級講師/導師」就毋需受制於影響因子遊戲），創造不同種類的階梯，這樣也勉強能提供多元化的工作環境，讓不同類型的學者各取所需。

不過，變革從來都是緩慢的，尤其是在今日大學的大笨象體系，真正的改變，恐怕只會出現在大學被淘汰的一刻。而隨著現代科技、社交媒體、人類變革的出現，這一刻，會否在有生之年出現？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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