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發展進程,並不一定如理論般推進。社會的客觀情況,雖然不足以改變歷史進程,卻可以大幅度調節時間表和路線圖。
早前在南韓獲邀參加一個國際人力資源研討會,不少講者都是資訊科技公司巨頭,不斷引述同一個例子:由電力推動的升降機自19世紀末開始,就在世界各地普及,到了1950年代,已經完全無需要有「電梯操作員」存在。然而這職位的黃金時期,居然在幾年後才開始出現,特別是酒店、百貨公司等,都要聘請「電梯操作員」開關升降機門、協助顧客出入。
這些操作,當然不是顧客不能為。「電梯操作員」的職位之所以得到保留,很大程度是商場考慮到公司、商場的檔次、形象,而保留這些「人力資源」的代價有限,卻滿足了業務的某種非物資需求。到了近年,全球的「電梯操作員」才徹底式微,距離電梯全自動普及化,足足數十年。
從上述例子可見,除了新科技的應用,不同界別持份者的觀點、大眾的非物質需求,同樣是決定人工智能與自動化何時取代各行業的關鍵。最具影響力的自然是決策者,與及影響決策者的既得利益者。
例如電動私家車在技術上已不成問題,但政府如何調節其首次登記稅,自然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慾,車廠在衡量過政府政策對需求的影響,自然會調整營運規模。又如舊香港曾經一直被拖延的數碼廣播,在網絡電台百花齊放後的日子,才獲批出牌照,但此時數碼廣播、網絡電台,都已是明日黃花。因政策而令新科技與香港擦身而過的例子,俯拾即是。
勞資雙方的觀點,亦是影響新科技如何普及的關鍵。
除了因為公司形象而保留電梯操作員一類案例,資方亦會考慮成本問題。使用新科技生產,需要一定投資,能否於短期內收回成本,沒有保證。加上全球化下,資方傾向將生產線搬到勞動成本較低的地方,例如近年不少工廠從中國大陸搬到越南、柬埔寨,也延長了勞力密集工業的壽命。唯有當資方有信心使用新科技後,能大大提升生產力、降低成本,才會作出以機器取代人手的決定。市場等待的是某個大刀闊斧使用新科技、而又能迅速提高業績的案例,然後改變,就會直落懸崖,不可收拾。
至於勞方的觀點,也有一定角色。這在勞動法例薄弱的地方或難以理解,但在好些國家,要使用機器取代工人,並非政府、企業能獨自決定,因為工會、媒體、大眾的角色,足以左右政壇大局。美國一方面科技發達,另一方面不少小鎮依然相當復古,就是這麼一回事。何況在考慮生產力、利潤之餘,勞工權益在現今需要人文關懷的社會,也具有公關作用。政府也會考慮大量工人失業造成的社會動盪,例如19世紀初,英國工人反對紡織工業化的盧德運動(Luddite),就是工運史的著名例子,信心不足的管治者,往往對這些趨勢格外恐懼。
由於比起前三次工業革命,「第四次工業革命」對不同國家、勞工造成的影響勢必更深,各地政府紛紛嚴陣以待。例如十年前,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室曾就人工智能對經濟影響評估,指出要從三方面應對挑戰:為人工智能帶來的好處作出投資;為美國人對將來出現的工種作教育、培訓;協助轉型期間受影響的工人,讓他們分享經濟成果。
當時的總統奧巴馬任內投放大量資源在STEM(科學、技術、工程及數學)教育,正是回應之一。另一討論熱點是SpaceX 創辦人馬斯克(Elon Musk)提出過的「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讓離開工作崗位的人,從事其他有意義事業,從而達到軟著陸,不過此刻的可行性成疑,十年後則未可知。
到了我們身旁的律師、會計師、編輯都被人工智能淘汰,我們的社會,又會怎樣回應呢?
*改變自沈旭暉《信報財經新聞》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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